第二十一章阮籍行多兴,庞公隐不还

　　经过严格检查后，记者们急切地进入大会堂，就坐于媒体席。呼延兰绮发现今天国内外的同行们来得特别多，看来大家都有各自的消息来源啊，都知道今夜有大新闻。

　　长安本地的《民意报》，《西安日报》，《西北文化日报》和《新秦日报》不用提了，中央社特派长安的记者曹聚仁、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爱泼斯坦、美国合众社及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苏联塔斯社记者普多岑科都神情严肃地坐在那里等待，苏联消息报记者罗曼卡尔曼（1906-1978）最夸张，他这次是从酒泉开车一路来长安摄影的，他准备制作一部有关中国的新闻纪录片，在长安刚好赶上了中日战争危机的好戏，他当然不愿意放过今晚的机会，他和摄制组摆开了摄影机，在走道占据了最好的摄影位置，王力和其他报纸的摄影记者们也不甘示弱，纷纷抢占有利位置。

　　呼延兰绮拿出手巾擦了下汗，尽力平静下来，等待参政会开始。她不由得又大量了一番这个已经熟悉的地方。

　　一进门，首先印入眼帘的，是两扇大窗之间的那尊高高的孙中山雕像。

　　会议厅长四十二米，宽十米，高十米。高雅华丽的大厅上方是梁架，梁架上有公众席。

　　大厅，其建筑师是梁思成，他设计的大厅似乎是个大抽屉：贴着这个平行四边形的一边有一个宽宽的半圆形，这是呈阶梯形的代表席，配着平面桌供勤于写作的民意代表们奋笔疾书。在代表席对面是讲坛，讲坛后是议长席。阶梯部分有呈半圆形的、依次而上的十六排座位，两端的座位逐渐延伸。

　　在讲坛一侧的墙上，有一个用金色木框住的三米高的牌子，上面是两页《总理遗嘱及其西北篇》。另一侧的墙上挂上了同样的金色木框，里面是西北边防区基本法。

　　大厅四周有大皱折的深红色帷幔，它装饰了大厅的底层。帷幔上方的墙壁上挖出了两层公众席，大厅的两侧各有十个公众席，纵面两端各有两个巨大的包厢，一共是二十四个观众席，都堆满了人。参政会的大厅可以容纳两千人。

　　议长的桌子上有一个大铃，一个墨水瓶；一个对开本，那是会议记录。

　　要走上讲台，先得上九级阶梯。阶梯又高又陡，相当费劲。好在旁边还为腿脚不方便的参政员设立了无障碍通道，可以由会议服务人员用手推车推送他们上去。

　　代表坐席逐渐上升，几乎触及公众席。代表和人民可以对话交谈。

　　参政会附设的委员会都安置在大厦的各层楼里，大厦的走廊里无论白天黑夜都点着

　　灯，各色人等来来往往，但是很少有人说话。

　　证人席被挪动过好几次。一般它位于议长的右边。

　　在大厅两端，半圆形阶梯会场与墙壁之间有一条宽而深的走道，走道上有两扇深色的方门，人们从那里进出。

　　所有这一切都显得*、正规、朴实。

　　呼延兰绮发现参政员们基本已经到齐了。西北的国民参政会基本是每个县选举一名参政员。在民国26年共有188位参政员。呼延兰绮的老板杜斌丞坐在第三排，他正戴着眼镜东张西望地寻找呼延兰绮和王力，看到了他们后终于松了一口气似的；坐在他旁边的是他的乡党李鼎铭，幸好杜斌丞已经把户口转到了榆林，否则他们二位在米脂的参政员竞选中有得拼。第三排似乎集中了一帮子陕西的工商业人士，其中有大华纱厂和大秦毛纺织公司的老板石凤翔，他的雁塔牌细布畅销全国，西北发展银行对他全力支持，他也为西北纺织工业的发展做出了榜样，现在他还是西北纺织工业协会的会长，连他美丽的女儿石静宜都成了类似于呼延兰绮的长安名媛，好事的民意报居然排出了四大名花和四小名花，呼延兰绮领衔四大，而石静宜则带头四小。石凤翔作为有杰出贡献的人士，在民国二十二年申请了西北户口，去年居然作为独立候选人，在密布他工厂的兰州选区参选成功，凭借是工人们的衣食父母，大撒银子做宣传，击败了国民党候选人，让参政会国民党团领袖于右任老爷子大叹人心不古。

　　在他们后面两排靠右边的位子上，呼延兰绮看到了沙凤苞(1902-1967)教授，沙教授是江苏人，可是他因为是西北农林学院的马种培育专家，在山丹和河曲军马场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按照西北户籍管理规定，他取得了西北户口。他对关中马驴的育种作出了杰出贡献。沙先生从苏联弄来了种马，与关中本地的唐马交配，在眉县的太白山下柳林滩马场培育出了关中马，为了感谢沙先生提振地方经济的功劳，民国二十四年的选举中热情的眉县人，把沙先生选为自己的代表，沙先生一下子成了外地移民来西北的优秀代表。他左边是张奚若先生，张先生正紧皱着眉头，看来他对北平的局势很担忧。在张奚若左侧安慰他的是西北农林学院的李仪祉教授，他是国内著名水利专家，也曾经是国立西北大学校长。

　　沙先生右边是回族参政员马福寿先生，沙先生本身也是回民，和马先生比较谈得来。马福寿先生是马鸿宾、马鸿逵的叔叔辈。这几届宁夏省主席的选举，是二马轮流当选，马福寿先生从中斡旋。

　　他们后面四五排的地方，坐着一批国民党籍的年轻参政员们，他们以屈儒为核心，窃窃私语着。

　　屈儒是呼延兰绮的采访对象之一。此人是西北人心目中的传奇人物。这是刘越石在一九三一年刚从苏联北极圈集中营里救出来的人才，西北军政界的一道靓丽风景线。屈武出生于1898年7月，陕西渭南人，五四运动时他是陕西学生联合会会长，他秉承了西北汉子急公好义的传统性格，代表陕西学生去北京声援五四运动的时候，作为十个学生代表之一，他向民国大总统徐世昌慷慨陈词，为了申明学生的爱国主张，不惜以头抢地，血洒当场。在那个风云激荡的五四时代，他是国民心目中的爱国英雄。

　　这人后来的一路经历更是牛茶哄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女婿，中共创始人李守常的亲传弟子北大学生，先总理孙中山指定的私人代表，中共1925年的早期党员，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而且，最牛的是，他是蒋经国的拜把子大哥。他顺风顺水，直到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由于这位国共两党要员的共同宠儿跟米夫他们不对付，他感到危机四伏，随后他被共产国际安排到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是刘伯承元帅的同桌。他的好运气到此为止，在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他和刘伯承同火车返回中国，结果，他和苏联新婚妻子尼娜难舍难分，于是年轻的他，在下一站不顾刘伯承劝阻，跳下火车，想去安置好妮娜再回国。后来就被无所不在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抓捕了，以逃兵名义判了十年苦役。

　　幸运的是，他有个好岳父，于右任老，这位老岳父，是陕西三原人，对于西北边防区来说，他是西北革命的元老和旗帜。他受孙中山委托，1918年就在陕西三原建立了靖国军，是孙中山钦定的国民党西北党魁，后来孙总理北京病逝，遗嘱命刘越石负责西北革命军事（西北军事尽以付汝），就叮嘱刘将军与于右任等本党同志共同奋斗，在西北联合苏联及一切革命党派，建立反帝反封建之人民民主统一阵线。孙先生的遗嘱，给了西北边防区政治上的方向与合法性。而刘越石主军，于老主党政的布局，也作为总理遗嘱，被历届国民政府认可，一直坚持了下来。

　　屈儒（字经文）与于老的女儿于秀芝的婚姻其实是于老一手促成的。1922年他们成婚的时候，于右任还特意写了一组《助妆诗》,其中第四组是写屈经文的,诗曰:

　　汝婿亦奇士,青年多美誉。

　　忧同屈正则,事类申包胥。

　　至理无贫贱,浮云有卷舒。

　　进修齐努力,嘉耦复谁知。

　　诗中把屈经文比作我国春秋战国时期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和楚国舍己救人的著名大夫申包胥,表达了于右任对女婿的喜爱和赞赏之情。呼延兰绮虽然饱读诗书，也没看见岳父这么夸女婿的，我的天啊，屈原！伟大的诗人爱国者，于老真有点儿过了。

　　后来屈经文夫妻双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国共闹翻了后，于老还是国民政府监察院长，这是孙中山五权中的一权，位高权重，于老是个注意影响的人，就逼着于秀芝登报和屈经文断绝关系。可是毕竟人心都是肉长的，于秀芝虽然遵从父命，却依然为屈经文守候。于老也对女儿女婿心中歉疚，1930年得知屈经文在苏联被判刑的消息后，然后，刘越石将军就惨了。于老变祥林嫂了，天天就电话刘公，每次都是那个开头：“要是当年我不让屈武这娃去苏俄就好了……。”这话里话外，就是逼刘公捞人呗。捞就捞吧，民国二十年就是刘公的捞人年，年初捞屈经文，年中捞周平，年底捞许谨生，还有个邓演达，没来得及捞。

　　屈经文正宗北大、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而且精通俄语，又是陕西人，刘越石当然要重用他。1931年初，屈经文回到了长安，与于秀芝复婚了。由于共产国际对他判刑依然有效，无论联共还是中共都不再接纳他，他也有些颓废，不过很快，他参观了西北各方面的工农业建设，特别是为了抗日做的各项军事准备后，很快振作起来，他岳父是国民党党团领袖嘛，他本人也是陕西名人五四领袖，于是顺理成章地参选参政员成功。而且西北边防军司令部也看中他的军事背景和苏联经历，听说刘上将准备一旦开战就征召他入伍。

　　屈经文最厉害的是，他是尼古拉同志的大哥。尼古拉就是常公子在苏联中山大学的名字。1927年四一二后，常公子登报大骂常凯申，就此留在了苏联。后来尼古拉常得罪了中山大学校长米夫，被发配远方。九一八后，苏联警惕日本对华对苏的野心，逐步改变了对常凯申的敌对政策，准备建立对日统一战线，争取常凯申参与抗日。刘越石将军趁机把尼古拉常从苏联弄到了西北，由于常凯申继续他的攘外安内大计，刘越石答应了苏联先不让尼古拉回到南京，以免造成不良影响。于是就在西北就地培养常公子，让常公子负责西北高校的青年工作，屈经文就成了常公子的陪读，直到去年底，福州事变和平解决，常公子才名正言顺回到老爸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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