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流沙日影。第9章 唐构
杜师傅断定观音阁骨子里就是妥妥的唐构。
我询问他,可有证据支持这样的结论。
杜师傅沉思一会儿,说:“如果说证据吗,确实有一件。”
我迫切地询问:“是什么证据?”
杜师傅徐徐道来:“做为蓟州人,我几十年间专心研究独乐寺和观音阁。不瞒老弟,其实你刚才的疑问,也一直在我心里挥之不去。但是苦于没有文献资料可以证明,也就一直没有答案。直到几年前,我的一位熟知我痴迷独乐寺观音阁的朋友,在无意中发现一份原始勘察记录,并将这个记录送到了我的手上,此事才算有了初步的结论!”
杜师傅的话告一段落,我插嘴进去:“杜师傅,您说,有了初步结论是什么意思?”
杜师傅说:“我说的这件证据并不是明确记载观音阁是唐构,而是通过勘察记录推断应该是保留了盛唐的框架和格局。”
我对杜师傅的话还是有些疑惑,试探地问:“杜师傅,这份资料可否让我看看。”
我没有想到杜师傅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他说:“华老弟,请随我来。”
杜师傅起身往堂屋的东面走,我也跟随杜师傅移步到东次间。杜师傅家北屋是一溜三间的大房,东次间就在堂屋的东面,和堂屋只一墙相隔。我进来东次间,看到这是一间书房,书房的家具也和堂屋一样,是一水的老家具。靠北墙是满墙的书柜,书柜一共六个门,细致雕刻着礼、乐、射、御、书、数的图案,正是儒家传统的六艺。书房东墙上高挂一匾,上书四个蚕头燕尾的隶书大字:众乐书屋。我看着这四个大字,这四字端正浑厚、四平八稳,似乎在哪里见过。
杜师傅看我对着牌匾出神,就说:“华老弟是不是感觉这四个字似曾相识?”
我转过神来,对杜师傅如实相告:“不错,确实看着眼熟,但又一时想不起在哪里见过。”
杜师傅呵呵一笑,解释道:“这是我曾祖创建私塾时的牌匾,为他老人家亲笔所提。这字体就是仿独乐寺山门匾上的字体。”
我说:“怪不得似曾相识!独乐寺山门之匾据传为严嵩所提,这严体字﹍﹍﹍﹍”
杜师傅继续道:“都说字如其人,我看也未必。严嵩奸邪不堪,可是你看他的字确是端正浑厚。不瞒您说,曾祖就很喜欢严嵩的字,一生都临摹不断。”
我应和着:“哦!莫非当年曾祖创建的私塾就是这众乐书屋。”
杜师傅回答:“不错。这匾本来就高悬于堂屋,后来也是我父亲移至这间书房。”
我看着匾,喃喃地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好名字!”
杜师傅走到北墙的书柜前,打开其中一扇柜门,从里面拿出一叠资料,交到我的手里,并用手势示意我可以坐在书桌前面细细地看。
我拿着手里的资料,缓缓坐下。这是一叠大开张的纸,和学生画素描的纸大小厚度相仿,有厚厚一摞,估计几十张的样子。纸质泛黄,透着岁月感。纸上用钢笔书写和描画,有的页满篇都是记录的文字,而有的画着素描的建筑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还有的画着斗拱等部件。虽然这些纸张略显凌乱,但是通过素描的图画,我一眼可以看出这描画的正是观音阁。
杜师傅指着其中一页纸的最上端让我看,在杜师傅指示的位置,用漂亮的仿宋体写着几个钢笔小字: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勘察记录。
这时我才发现,因为时间久远,这叠资料虽然已经脱离了原来的装订,但是好在每一页最下端都标注有页码。我归拢了下顺序,发现整整三十六页。而刚才的仿宋体钢笔字标题,就在第一页最上端。
杜师傅微笑着说:“华老弟如果不嫌陋室寒酸,可以在这里细细研读!”
我感激地说:“杜师傅,在下求之不得!有这满屋的藏书和百年家具相伴,正是做学问的好地方!”
杜师傅示意我尽可以阅读,然后他走出东次间,一会功夫给我端来一杯香茗。
一个小时之后,我研读完了这份资料。这份资料就像标题一样,是一份详细的对独乐寺观音阁和山门的探查记录。里面忠实地记录了对独乐寺的一次探查经过,其中最重要的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对观音阁的的每一处分部尺寸都进行了详细的测量,并绘图标注得非常清晰;另一部分则是“我”和“兄长”的一次谈话纪要,这个谈话纪要足足记录了两大张纸。
谈话的主要内容就是,“兄长”认为虽然观音阁有明确记载是重修于辽,但是观音阁却有浓厚的盛唐建筑风格,和敦煌壁画中的唐代楼阁非常相像。“兄长”大胆地推断,辽代重修观音阁时应该是利用了唐构观音阁的骨架,往唐朝的骨架上填补了隔墙和门窗,形成了现在我们所见的观音阁。所以说观音阁是重修于辽,而非重建与辽。这也是为什么做为“辽构”的观音阁,而保留了鲜明的盛唐建筑风格的原因。
我看完这叠资料,抬眼看到杜师傅正一声不响的看着我。我不好意思起来,说:“杜师傅一直在这里?”
杜师傅笑笑说:“是啊,看你做学问痴迷,没有打扰你!”
我歉意地说:“实在不好意思,打扰您,还耽误您时间!”
杜师傅摆摆手,说:“华老弟别客气,我们也算是一见如故,在一起可以研究观音阁,岂不快哉!”
我不再客套,言归正传问:“杜师傅,这份资料是?”
杜师傅说:“你注意最后一页的时间和署名了吗?”
我说:“我注意到了。最后一页的末尾写着:民国二十一年春,达记于蓟县独乐寺。”
我沉思片刻,轻“咦”一声,说:“这份勘察记录是达所记,那这位达先生是谁呢?”
杜师傅说:“根据记载,民国二十一年春天,梁先生发现独乐寺的时候,其胞弟随行,胞弟的名字就是达。我认为梁先生肯定对观音阁和山门做了细致的勘察记录,做为梁先生胞弟的达,自然也会有样学样地照做,甚至说抄作业都不为过。”
我说:“您的意思,这份勘察记录是梁先生的胞弟所记,甚至可以认为是梁先生记录的复制品”
杜师傅说:“事实上,这份勘察记录比梁先生的记录更为重要。因为梁先生应该只会记录了勘察的过程和数据,而达在记录上述内容的基础上,还记录了自己的思考以及和梁先生的对话。所以说,更会客观还原当时勘察的情况。”
我认可杜师傅的说法,点点头,然后追问:“但是有一点,我不清楚。既然梁先生推断出独乐寺是唐代骨架,为什么在其相关著作里没有提及?”
杜师傅说:“此事我也考虑过,我认为这正是梁先生治学严谨之处。在没有可靠文献资料的情况下,就算梁先生可以断定的结论,也断然不会发表于学术著作之中。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种可能,在这样一份勘察记录里,出现兄弟两人的一场对话,是不是有点怪怪的感觉。”
我翻看着手里的资料,说:“您的意思,这是梁先生有意为之。”
杜师傅说:“完全有这种可能。因为在梁先生发现观音阁的时候,在中国境内还没有发现唐构。梁先生推断出观音阁是唐骨唐构,但是苦于没有文献证据,无法正式发表这个结论,殊为可惜。所以借自己胞弟的记录把他的观点表达出来,以待后人在合适的时候解开这个迷局,也不失是一种巧妙的补救办法。”
我点头赞许杜师傅的分析,说:“现在这份资料辗转来到您的手里,也算是物尽其用了!”
我接着问:“那您认为观音阁初建于什么时候?”
杜师傅说:“看到观音阁上高悬的观音之阁四个大字了吗?据考证,这四个字确实是李白亲笔,应该是题写于安史之乱前数年。所以我认为所传安禄山建独乐寺应为可信。”
我高兴地回应杜师傅,说:“太好了,您也这样认为!”
杜师傅说:“莫不是老弟也考证出这个结论?”
我就将观音阁是鹳雀楼的仿品,应为安禄山所建的推理过程一五一十的阐述给杜师傅听。
杜师傅听完,说:“老弟推理的很有道理。”
我继续问:“但是,从安禄山初建独乐寺到辽代,有足足两百多年。安禄山所建的观音阁的唐骨是否可以保存到辽代,我还是有些担心。”
杜师傅再次微微笑着,说:“老弟不必担心。其实,在拿到这份勘察记录后,我就对从盛唐到辽代观音阁重修这二百多年间,蓟州的历史做过细致的分析。安史之乱虽自范阳而起,但是决定胜败的几场大战都发生在洛阳附近,几年间洛阳也是被几度易手,而范阳却没有遭到大的兵祸。再说说唐朝后期,虽藩镇割据,互相攻伐不断,但是蓟州却也没有受到波及。再往后就是五代时期,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割于契丹,而蓟州正在十六州之列,五代的王朝更迭,也没有影响到蓟州。最后就是北宋,根据记载,独乐寺就是重修于宋太宗高粱河之败后的第五年,而终北宋一朝,也未将兵锋推进到蓟州。所以,二百年间,盛唐所建观音阁完全有可能没有受到致命损坏。当然岁月侵袭、雨打风吹,部分隔墙和门窗破旧是难免的,这才有了辽代的重修。而鲁班爷独创的卯榫结构确是可以经历岁月和风雨,只要不遭战火,可屹立千年不倒。”
我还是有些疑虑,继续问:“您的说法,和我一样只是推理,可有现实依据。”
杜师傅说:“有啊!刚才说的观音之阁的牌匾,既然匾是李白所写,想必是盛唐遗物,木质牌匾可存,木质唐构也定然可存!”
我还是不太确信,犹豫不决。
杜师傅继续说:“如果说大胆推理有主观的因素,那科学检测没有问题了吧!其实就在我做出上述推理几年后,有关部门对观音阁做过碳十四测年,经过检测,主要梁架的年代正是盛唐时期。”
我眼前一亮,说:“观音阁的主要梁架是盛唐时的,也就是您所说的盛唐骨架,所以说﹍﹍﹍﹍”
杜师傅笑答:“不错,观音阁骨子里是妥妥的唐构。或者说根据老弟的推理,现在的观音阁就是盛唐时的鹳雀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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