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六章人生无家别,何以为烝黎

　　陈存仁自从在八月十四日下午走出仁济育婴堂，见到误炸大世界后无辜市民死伤枕籍惨烈的大场面，便对对日本侵华战争深恶痛绝，怀着悲痛的心情走出这个恐怖的环境，竟然觉得两腿萎软不能动弹，说话也哑不成声，只能坐在街边等候车辆，好容易见到一辆黄包车(即人力车)，但是两脚已无法走动不能上车，幸亏车夫这天见过的客人都与他的情况类似，主动扶他上车，才能回到住处，下车时还是两足无力，车夫又扶他下车。一到家中，家人问我何事，我说不出话，只是摇手倒在床上就睡。次晨，觉得两脚更不能动。陈存仁是沪上名医，自己一想，这虽不是中风，也不是极度贫血的瘫痪症，但可能是受惊过度，变成神经性萎痹症，自己想想倒也害怕起来了。家人和他讲话，他只用笔写了几个字：“不听电话，不问事务，我要休息。”如此摒绝一切，连睡了三天，自行调治进服各种药物。

　　可是他可以不问外界事务，却不能不去安慰自己的老娘。八月十四日起，日军开始炮击华界的上海南市区，由于在虹口和南市区中间隔着中立的苏州河南部租界，日军的炮弹是从租界头上飞过去的，不知道日军出于什么心理，他们固执地认为南市区是中国军队集结地，于是日夜炮击不停，住上海的外国记者们算是领教了日本炮兵的技术，日军的炮弹准确地划过租界的天空，击中南市区的目标，最近的炮弹在法租界南七十米处爆炸。日军孜孜不倦地炮击，得到了丰硕成果：南市区的民宅大火烧起，烧到满天通红。陈存仁的老家在南市*义浜，也被烧成一片平地，幸而他早已将母亲接到租界来，才免受惊吓。眼看着老家方向火焰冲天，想到老宅焚毁，他的母亲就泪盈于眶地说：“老家别无可恋，但是有一套紫檀木的家具，是我嫁时妆奁之物，在你六岁时节，家里的三家绸缎店同时倒闭，你八岁时，父亲逝世，我抚养你长大，家中四壁萧条，旧物就卖剩这套家具，现在竟然付之一炬，实在心痛。”陈存仁也只能就安慰她：“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日后我还可以再买一套更好的家具。”母亲这才展颜微笑。在这次大火中，可以说，南市数千人家，都受到同样的损失，闸北的惨象更不必说。炮声枪声，从租界听来震耳欲聋，不少楼宇的玻璃窗都被震碎了，多少人家破人亡，陈存仁和上海市民的心头又更增添了对日本鬼子的恨意。

　　陈存仁在家一直修养到八月十八日，仁济育婴堂张主任赶来，见到我这般情况，他说：“陈医生，你如何这般无用？我年已六十开外，尚且支撑得住，堂内一切幸亏有两江女子体育师范学校的校长陆礼华女士指挥着，才渡过三天难关。”被人当面说没用，陈存仁自尊心受到伤害，一跃而起：与张主任借酒浇愁。张主任唠唠叨叨地说了三天的经过，讲到弃婴还是不断有人送来，认为来日大难，真不知伊于胡底？

　　谈话时陈存仁倒是精神越来越好，他说：“你不要多谈无谓的话，你提出几个难题，我会对症下药地为你解决。”当下张主任就归纳一下，提出四个问题：

　　第一，没有钱，雇不到奶妈和长工。

　　第二，婴儿睡的小铁床不够用，大多数孩子都排睡在木板上，没有被、没有衣、没有尿布。

　　第三，病孩子越来越多，医疗设备不够，虽有一幢楼隔离着专供病孩之用，但是两个义务医生时常不到，即使到来，也束手无策，病孩死亡很多。

　　第四，向来收容的弃婴，养到能步行之后，就送到王一亭办的上海龙华孤儿院去，现在龙华成为战场，今后已无出路，这又是不得了的事。

　　酒能成事啊，陈存仁一边听一边饮酒已经想出对症的办法来，拍了下桌子说：“有了。明天早上你在育婴堂大天井间，排四张桌子，第一张桌子收捐款，第二张桌子收小铁床衣被什物，第三张桌子款接义务医生，第四张桌子款接领养婴孩的人。每一张桌子要请陆礼华派几个女童军来服务。”

　　张主任听了他的话以后就走了。陈存仁借着酒劲儿立刻草拟一篇向社会呼吁的新闻稿，又写了一段电台用的广播文稿，一面叫一个学生查出距离我家最近电台的地址。等到写好，更是精神百倍，亲自把一篇稿送给《申报》的赵君豪，一篇稿送给《新闻报》的严独鹤，他们说：“现在只有难民问题，何以还有这种弃婴问题？”陈存仁解释说贫穷人家滥生滥养，现在大家只想逃难，所以都把襁褓中的婴儿送来，希望这段新闻要登在显著地位。他们恍然大悟，都欣然接受他的要求。

　　临别时，独鹤问：“这些弃婴是怎么送到你们堂里来的？”陈存仁说：“育婴堂门前本有一个砌在墙上的大抽屉，是专门接受弃婴的，多数在天亮前后，人家偷偷抱来放在抽屉中的，现在一个抽屉根本不敷应用，所以他们就把弃婴放在门前行人道上，我们恐怕婴儿受凉，特地在地上铺了几块大红毡，借以避免弃婴在水门汀上。”独鹤听了觉得惊奇，说“我明天派新闻记者来拍照”，同时他也通知赵君豪照办。

　　见到求援生效，陈存仁精神越来越旺盛，一口气走到第一个无线电台。找寻主任，给他一份广播稿，主任一看之下大为感动，他立刻宣布游艺节目暂行停止，在广播室麦克风前说：“现在有一个特别报告……”跟着就把广播稿播了出来。接着他又跑了两家电台，也同样地接受了他的稿件。第四家要他亲自播送，他除了照稿讲述之外，还补充了几句话，要求大家送小铁床，声明我们没有人去取，要送的人请自己送来。忙了一天，等到回家时，恰巧已到戒严时间，倒头便睡，次晨一早赶到育婴堂。张主任已排好了四张桌子，第一张桌子是收捐款的，捐款的人很多，亲自送来的小铁床已有几十张，堂内拥挤不堪，我就请大家把小铁床放在大门外阶沿上。张主任见了他微笑相迎，大家忙着处理一切，也来不及谈话，只见陆礼华出出入入指挥女童军维持秩序，一点也没有倦容。

　　大家忙到中午时间，张主任特地备了一些酒菜，作为庆功之宴。陈存仁匆匆饮了三杯酒，吃了半碗饭。正在这时，外面有一对衣饰华贵的夫妇，昂然而入，那位先生先问谁是堂长，陈存仁就起立款接，料不到他一开口都是詈骂之词，说是：“我以为育婴堂总有相当规模，料不到如此破败，房屋旧，家具旧，婴孩连床都没有，排在木板上，挤在一堆，像什么样子？真是腐败！腐败极了！”

　　陈存仁听了他的话，并没有生气。我说：“仁济育婴堂是在五十年前开办的，房屋旧，家具旧，我接手时也看不惯，本来我们只预备经常收容一百个婴儿，平时经常不足此数，现在一天要收到几十名，所以弄得连小铁床都不够，这是事实。在我接办时，就想要将旧屋拆掉，全部家具换过，现在乱糟糟的，既缺人又少钱，一切谈不到！”说罢这话后，已经陆续有工役、童军、主任、书记、客人进来要陈存仁逐一解决问题，那对夫妇反而看呆了，坐在一旁静静地等着不走。

　　陈存仁在办公桌前应付一切忙个不停，有一位邵万生南货铺的小东主，拿了四种奶糕的样子来给他看，要他选一种，陈存仁就选定浅红色的一种。他问：“你何以选这一种？”陈说：“这是我设计的，在奶糕中掺入赤豆汁，以防脚气，奶糕价钱，我和你父亲争执了好久，我当时说过‘积财不如积德’，不知你父亲是否生气？”他说：“我父和你争执一场之后，已改变态度，只要你选定一种，他可以无限制地供应，一个钱都不收，全上海能做奶糕的工场，只有我们一家最大，所以我们才敢接受。”陈存仁听了满面笑容地说：“好！好！”接着上海大绅董顾馨一来到，他虽是仁济堂的董事，但是视钱如命，因为育婴堂欠他一笔很大的米账，他听说育婴堂大收捐款，就赶来收账。陈存仁见了他啼笑皆非，既客气又严厉地对他说：“顾老伯！这几天你们送来的米，品质恶劣，掺入了无数细沙白粉，明明是四号杂米，而你开的价钱却是二号白米的价格。”顾老伯面色马上转变，说：“小世兄，你不要听人家乱说，我也是个做好事的人，绝对不会做这种丧尽天良的事。”陈存仁笑了一笑，就叫张主任把淘米淘下来的沙粒杂质拿出来，请这位顾老伯过目。张主任走进厨房拿出一个米桶，里面满是沙石杂质和黑小米(即最廉价的北籼米)，顾馨一料不到这一着，当堂就发呆了。陈存仁说：“今天恰巧我们要招待新闻记者，可否把这件事公布出来？”顾老伯听了我这话，当时两手震颤，讷讷说不出话来，后来说了一句：“好了，好了，小世兄全部积欠米账一笔勾销，算我捐给育婴堂的。”说毕又连叫了几声“小世兄”，并且大谈其和我家三代世交的旧话，我就手拉手地把他送出育婴堂。

　　接着集成药房屠开征来看陈存仁，说：“你上半天连打几个电话找我，究竟有什么事？”陈说：“现在新辟一处专住病婴的医疗室，隔离疾病的传染，中药由童涵*店免费供应，西药我搞不清楚价钱，我想请你们集成药房平价供应一切药品。”屠氏很豪爽地说：“全部药品由我免费供应两个月，满了两个月，我再叫别家药房来继续两个月，现在战争方开始，大家今天不知明天事，钱有什么用呢？”说罢，他就和陈存仁握手而别，陈存仁连感谢他都来不及。

　　坐在旁边静观的那对夫妇，见陈存仁处理事务这样迅速干脆，夫妇俩耳语了一会儿，就对陈说：“你刚才说缺人，缺钱，我觉得‘人’的一方面，你应付有余，‘钱’的一方面，我来出一分力。”说毕当场开出一张麦加利银行一万元的支票。当时外面捐款的虽拥挤非常，但都是三元五元的，最多的一人不过五百元，陈存仁对他捐出这笔巨款，真是感动。接着陈问他尊姓大名，他坚不肯说，并且说：“不要问我姓名，只是要求你一件事，我们夫妇没有子女，现在想领养四个婴儿，你可否答应？”我说：“照堂里规矩，领养婴孩以一名为限，多则恐怕别人拿去贩卖，你地位不同，当然不会做出这种事，但要补一份店铺保证书，你的身份可以不必暴露。”他们夫妇欣然而去，不一会儿，把保证书拿来，并且很精细地花了两小时，选了四个五官端正、面目清秀的婴儿，每人抱了两个欣然而去。后来我和这对夫妇成了好友，不过相见之时绝对不提领养孩子的事。

　　后来在五十年代末，陈存仁到香港，有一次在沙田碰见他们夫妇，身旁只有一个大学生模样的男孩。他的太太笑着对我说：“这是我生的最小的孩子，由美国回港度假，其余三个都在美国，两个得到博士学位，一个正在进修硕士。”陈存仁当时就向他们道贺，别的话一句不提，大家只是作了一个会心的微笑。

　　第一天收捐款的结果，除了那对夫妇的一万元之外，共收到四千多元，小铁床七百多张，排列在门前街边，白布二百多匹，志愿来参加工作的中西医生有十多位。陆礼华说：“现在捐款的情况很好，应该每天到电台上去报告一下以昭信用。”陈存仁说：“你的见解很好，如果连续十天如此，大可以把一部分旧楼改建新屋。”后来果然运用捐款，把一部分旧屋拆除，改建新屋。同时育婴堂还得到“生生护士学校”的合作，由该校长期派出护士学生来接替女童军的工作。这么一来，育婴堂就面目一新，大非昔比了。

　　这就是1937年当时的上海人，各就自己的本位，万众一心，抢着去做各种后方工作，如民食问题、伤兵问题、急救医院和供应前方物资等，大家不求名不求利，在仓促间，各尽所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当时上海本来有一个市民协会，组织最庞大，财力最雄厚，抗战开始，它联合各方组成为“抗敌后援会”。后援会的委员，都是上海有名的热心公益的人士，内中有一个小组，叫做“慈善救济组”。后援会中人，请仁济善堂推出几个委员来参加这个小组。陈存仁便名列后援会慈善救济组的委员名单之中。

　　大约抗战了三个月之后，国军撤退，日军势力就伸张到公共租界上来，所有后援会的委员，日军都认为是“抗日分子”。那时节，所有后援会的人溜的溜，走的走，有些溜到香港，有些走入后方，全部名单二百多人，可是连陈在内，只有八个人留在上海，陈存仁就成为当时黑名单中的人物，天天都在心惊肉跳，生命危在旦夕。后来八个人之中有两个人倒向日方做汉奸，保全了生命，四个人遭到极其凶残的杀害，只有陈存仁和另一个人，竟然得免于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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