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五章走马西来欲到天,辞家见月两回圆

　　1937年8月17日夜间戴春风坐在一列从上海向南京缓缓开行的列车里，觉得特别憋闷，憋闷得连鼻炎都复发了。在这个时候，后来大名鼎鼎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现在还没出现，戴春风的目前职务是复兴社特务处处长。戴春风同学是浙江衢州人，虽然年纪和刘越石一样大，然而却是黄埔六期骑兵科的，这在黄埔学生中是个小字辈，如果不是由于他的特工天才对于常凯申又用的话，1937年论资排辈，他也就是个营长最多了。从1928年开始，他就为北伐军刺探军事情报，在九年里，他从一个普通的探子成为国民政府的军事情报头子。在常凯申的图画里，戴春风主要任务是对付各地方势力，比如1933年，5月派白世维刺杀北洋军阀汉奸张敬尧，6月派赵理君暗杀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主席杨杏佛。11月福建事变爆发，戴笠派执行科科长邱开基等人负责策反十九路军将领，配合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对福建当局进行打击，并向蒋介石汇报了“闽方新兵多，逃亡众，能作战者不上三万五千人”的军事情报。

　　在刚刚过去的1936年，3月派郑介民布置暗杀陈济棠，但暗杀小组被陈济棠的特务发觉后抓获。6月策动瓦解两广事变，策反广东空军司令黄光锐率领全部广东空军投靠蒋介石，致使陈济棠所倚仗的空军部队土崩瓦解，陈济棠众叛亲离、大势已去，被迫宣布下野。

　　这些往日的辉煌战绩为戴春风迎来了今日的地位，可是七七事变之后，戴春风的任务忽然来了个大转身，冲着日本人去了，这对于习惯了中国人窝里斗的戴老板来说，真是晴天霹雳。七七事变后，戴春风手忙脚乱地部署对日情报工作，建立四个潜伏组：虹口、闸北、吴淞、江湾。问题是他的手下们和他一样对新的敌情很不适应，戴春风恼怒地回忆着那个尴尬的会议：那是在法租界枫林桥附近他的寓所开会，特务处上海区区长周伟龙（化名任重）以下十几个头目参加了会议。戴春风提出，上海战事一触即发，日本统治区核心在虹口地区，一定要在那里建立一个潜伏组，配备电台。这话一出口，立即有了热烈反响：在场的各位头目纷纷表态干不了，理由五花八门，主要是表示自己身份已经因种种偶然有所暴露，虽然一心报国，可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啊；戴春风眼看着一个个最适合的人选已经把话说绝，不由得计上心头，盯住了多年来一直在上海负责行动的沈醉。沈醉（1914年6月3日——1996年3月18日），字叔逸，湖南湘潭人。今年才二十三岁，沈醉这时候化名为杜康，他精通武术，自从32年加入特务处以来，在各种抓捕行动中身手敏捷，屡建战功。不过他毕竟年轻，不如刚才那几个老油条，他自己以为是负责上海区行动的，暴露身份的机会比那几个多，这种潜伏任务怎么会落到自己头上呢？

　　周伟龙作为领导，真是水平很高，他立刻猜到了大领导的意图，赶紧打个时间差：“杜康同志人小志气大，此等重要任务非他莫属。”沈醉正要出言推辞，没想到戴老板义不容辞地把他的棺材板钉死了：“你是湖南人，一向不怕死，还是你去吧。”沈醉一时脑子实在是转不过来这个弯：“由于不怕死就该死吗？”可是他知道已经被领导算计了，只好答应下来。可是就算沈醉愿意去，要找另外八九个组员一起送死也不容易啊，会议后又过了好些天，沈醉才算求爷爷告奶奶凑了七个人一起上路。

　　可是天从人愿，就在几天前要开战的时候，本该在虹口挖洞的沈醉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来汇报了，他说日本人把所有中国人都赶出来了，沈醉还得当着日本卫兵的面把那部该死的电台弄出来，只好把电台藏在电报员裘声呼一岁小孩的婴儿车里推出来，可遭罪了。这倒好虹口那边一个中国情报员都没有，现在虹口那边打得热火朝天，可是自从开战后，虹口日军的兵力、部署、意图全摸不清，国军屡次进攻不利，死伤惨重，本来一切也罢了，因为对日情报嘛，谁都是新手，也不会有人笑话你，五十笑百步啊？倒霉的是淞沪前指今天建立了，人家一上来，就拿出了标有虹口日军所有部署的态势图，人家对于日军后继援军的情况，日本陆军可能的登陆地域，都有了所谓预估，戴春风知道，这些所谓预估，其实是为了保护情报来源放的烟雾，那个该死的会议还有陈诚、熊式辉这帮通天的货色参加，这下特务处的无能可是要被层峰看穿了。戴春风立刻雷厉风行地开始了行动：先把周伟龙臭骂一顿出气。

　　老常爱用浙江人，戴春风则爱用湖南人，沈醉是一个，周伟龙是又一个。湖南人脾气倔强，人称湖南骡子，然而绝对有才。周伟龙（），字道三，湖南湘乡人，军统元老，十人团成员之一。早年在湘军谢国光部当译电员，后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1927年宁汉分裂时，周伟龙随戴笠前往南京投靠蒋介石。三十年代初，周伟龙在汉口任警察署长，1937年调任特务处上海区区长。戴春风一向对周伟龙的能力很信任，尤其是他发现周伟龙在被逼到墙角的时候，常有超水平的智商发挥，所以这次戴春风预计到自己将遭到常凯申暴风雨般的痛骂前，先用周伟龙试试看，没准能骂出些神马办法来。果然，周伟龙湖南骡子本性被戴春风激发了出来，他说：“上海区办公和特别经费长期不足，民国十三年才三百元，要租房子，和情报下线接头要下馆子、住旅馆，这点儿钱根本不够，买一部照相机都要攒好几个月。行动组才一辆汽车，除了绑票暗杀能开出来用用，其它时间都不许开的。特务人员薪资也差，一般的组员固定工资才三四十元，经常不够用，需要打小工补贴生活。反观西北边防军的情报系统经费那是特别充足，别的不说，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驻沪办事处的经贸研究所其实是西北边防军司令部军情四处的掩护机构，他们别的我不知道，平常才八九个人，却有十辆汽车，车比人还多，个个出门开了车就跑没影子了，你想追踪都追不上人家，这怎么比？”戴春风不吱声了，心想老常责问起来这倒是个好借口。

　　果然，侍从室电话追来了，让他立刻回去汇报。他凭着特别通行证和两个手下一起挤上了这列回程的军车，这几天从西北来的军列源源不断地把西野的人员、装备、弹药送到上海，又装满了从上海撤退的技术工人、教师、学生、伤兵、工厂设备向北再向西奔驰而去。京沪铁路除了军运外，已经不再运行了。这一切都要感谢西北陆航的空中掩护，在真实历史上，所有白天的铁路运输都被日本海航切断，为了赶回南京只有乘坐汽车了。戴春风走了好运，这个军列挂有几节客车，否则的话他将不得不去乘坐闷罐车，那真会要了他的老命。在可预见的将来，戴春风都将这样在京沪之间奔波：白天在上海部署情报工作，晚上赶回南京去汇报战况；他喜欢这样刺激的生活，这仅次于他对美色的追逐。但是，作为一个情报高手，今天他一直在思考的是：西北野战军是如何搞到这样高质量的对日军事情报的？

　　这列军列只有两节票车（客车）车厢，戴春风这节车厢挤满了年长的人，据说这是把工厂和学校撤离东部的迁移列车，由西北野战集团军群的后勤处组织管理，还算井井有条，他们把年纪大的教师、技工等都安排在票车，还准备了饮水和饼干。年轻学生和身强力壮的技工则安排在闷罐车里。但是由于撤离的人比较多，连座位底下都趟了人，行李架上是各色人等的包袱和行李箱，戴春风一行倒是两袖清风，拿个文件包就行了。他虽然有特别通行证，得到了靠窗的座位，能吹到风，可是依然热得浑身大汗，夜行列车速度在三十公里以下，行驶了很长时间却刚过无锡，夜正长，路也正长。

　　呼延英良就在戴春风的后面一节车厢里看着一堆图表，他执行了西北开发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撤退行动后，刚到南京，就被总公司命令协助林继庸执行敦刻尔克行动。呼延英良对这个行动代号很有看法，很多参与者与他有同感，大部分人搞不清楚这个洋文啥意思，呼延英良不得不解释了半天这是法国西海岸的一个港口，到后来为了省心，参与者们一致同意叫这玩意儿“蹲坑儿坑计划”，简称“蹲坑计划”朗朗上口而且好记。可是据说这玩意儿是刘司令亲口定的代号，那书名文字上还是敦刻尔克，以至于后来历史学家采访有关人士的时候，很多层级低些的历史亲历人都说没参与过什么敦刻尔克，直到听说是“蹲坑计划”才说有，太有参与了。

　　不过既然刘长官亲口御题，就没话好说了。刘琨在西北的威望实在是太高了，他一向算无遗策，西北军民已经习惯了按照他的指示做事，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准没错。这个行动的内容是协助中央，对上海的工业企业进行迁移到内地，以便长期抗战。本来这个行动是中央政府的一个动作，可是由于行动主持人林继庸从南京国民政府没有得到足够支持，他与一些企业界人士向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紧急呼吁，导致了刘琨长官亲自部署西北军政两界鼎力支持，上演了挽救上海民族工业的奇迹。

　　林继庸（），号仲庸、荷达，广东省中山市南蓢大车村人。年分别在北京大学理工科预科及天津北洋大学采矿系肄业。抗战初期，主持上海等沿海地区工厂内迁，被誉为“迁厂之母”。

　　他于1920年到美国纽约伦斯勒理工学院攻读化学系。1926年回国，任广东化学工业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教授、理学院院长兼化学系主任。1931年9月18日，日军强行侵占我东三省，全国各界爱国群众纷纷组织义勇军，具有光荣爱国传统的复旦大学也成立了复旦学生义勇军，绝大部分学生都参加了这个组织。满腔热血的林继庸对学生的爱国行为给予极大的支持。月，国民政府在上海设立学生义勇军训练处，林继庸当选为复旦大学军事训练委员会主任委员。他根据爱国学生的提议，亲自到学生义勇军训练处请求允许该校学生在寒假期间组织特别军事训练班，到军营中实习各种武器。由于当时国民党政府曾明令军队不准接受学生军训，他多番与十九路军军部联系，最后由蔡廷锴亲自出面保证，才特许复旦学生义勇军随营受训。此乃开十九路军学生义勇军随营训练之先河。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学生义勇军随十九路军于天道庵等处抗击侵略者，还奉命担任情报、传令、运输等工作。而林继庸则被特聘为十九路军技术顾问兼技术组长，参与制造化学武器，支援抗日。1933年为避免日军搜捕，得到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援救前往西北任教。1936年经南京国民政府力邀任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兼工业联络组组长。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对中国进行全面的侵略，先北平、天津、次南京再上海的疯狂进逼，使沿海工业发达城市先后沦陷。当时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工厂总数1255家，占全国工厂总数近三分之一。据国民政府经济部统计，截至1937年，全国登记的工厂（至少50名工人、10匹马力）有3935家，其中上海一地即有1235家，占31.4%；其他沿海各省有2063家，占52.4%。

　　真实历史上为使民族工业免遭厄运，不少资本家出于爱国热情，纷纷计议，举厂内迁。上海机器五金同业工会、毛纺行会、上海中华国货产销协会等工商界行会组织，联名向国民政府发出呼吁，“誓不以厂资敌”，要救政府派员联络，制定计划，并给予迁移帮助。在刘琨的这个时空，很多上海民族企业本来就在西北开办了分厂，他们大部分得到西北开发总公司提醒和协助，从七七事变爆发开始，就作了迁移准备，在这批企业的带动下，整个上海民族工商企业界倍感局势严峻，由于舆论比真实历史上更为强烈，在这个时空，国民政府比真实历史更早成立了“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委派资源委员会林继庸等赴沪调查上海各厂现有设备及内迁可能。不过，当时政府搬迁的重点在兵工企业，对沿海民营企业的关注严重不足。7月11日资源委员会内部会议中，林继庸提议搬迁上海工厂时，即被质疑上海各家民营机器厂合起来还不如一家国营兵工厂，同僚也颇怀疑民营企业家是否愿以国事为重同意内迁。因林力争，会议遂决定派林与上海企业家试做接洽与调查。当天下午，林抵达上海，游说两日，得颜耀秋（上海机器厂）、胡厥文（新民机器厂）等人支持，30日晚返回南京复命。稍后被任命为“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主任委员，全面主持上海工厂内迁。

　　林继庸即于1937年7月11日召集会议，研究决定将上海和其他一些沿海城市的工业迁往内地，其中包括一些重要的民营企业。之后，他亲赴上海和民族工商业家胡厥文等商议民族工业内迁问题。大家均赞成政府组织民营企业内迁，认为这样一来可以改变中国工业布局不合理的现状，对发展后方工业有重要作用；二来又可保存物资，生产抗战时期的军需民用品以支援抗战。经过一番调研，林继庸亲自动笔草拟了一份上海工厂内迁计划提案递交国民政府。按此计划，第一批内迁厂应为炼钢、炼氧、制罐、橡胶、水泥等重工业厂，以适应战时需要。棉纺毛纺日用品等轻工业则列为第二批迁移。同年7月16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24次会议通过了这一提案，决定拆迁上海工厂，以资源委员会为主办单位，会同财政部、军政部、实业部组成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以林继庸为主任委员，在上海主持适厂事宜，当时财政窘迫，行政院由资源委员会仅拨款补助56万元，优先给予同国防密切相关的大鑫钢铁厂、大中华橡胶厂等上海企业。又与胡厥文、颜耀秋一起到南京与国民政府再三交涉亦仅获追加补助52.6万元，仍旧严重不敷使用。无法可想的林继庸只好致电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在刘琨上将的关注下，以优先搬迁部分企业和技工到西北为交换，争取到800万元的搬迁费用和西北开发总公司的全力协助。此外，林继庸还被委为军事委员会工矿调整委员会执行长兼化学组组长、厂矿迁移监督委员会执行组长、经济部工矿调查处业务组长，领导组织内地民营工厂内迁。7月18日，林继庸赴上海就职。临行，同僚杨继与之握手告别，叹道：“继庸兄，你能够搬出两个工厂就很能干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

　　除资金外，运输工具短缺、通行证繁多，都是很严重的问题。八一三前，西北开发总公司上海分公司已经协助和西北有关系的上海企业108家完成了西迁工作，还协助林向武汉等地搬迁了中央需要的180家工厂，八一三战事爆发后，因战事需要，市区轮船、拖驳及京沪铁路已全部被军队征用。很多私人车主怕车辆被征用，就拆下车上零件，拒绝出租；雇到的轮船又常被难民抢用。林继庸和厂家只能满上海寻找木船——华生电器厂内迁，装了27艘木船，最大的船装了272吨，最小的船只装了8吨，船队拼凑的艰难程度，可见一斑。据统计，此次内迁，共动用木船499艘。当时上海驻军众多，通过其防区需要不同的通行证，也一度使迁厂工作举步维艰。一次，为让国军88师放行，林继庸和颜耀秋早上出发，“江上敌舰炮火集中射击，弹片横飞，两旁房屋前仆后倒”，二人“咬着牙齿，拼着性命继续前进”，才在前线见到副师长，拿到通行证。奔波之中，林继庸左脚受伤，医生嘱咐他休息，“要把左脚悬挂起来，不可放下，否则恐成残废，须割去一足”。林深知自己必须时刻曝光在上海企业家的视野之中，如此才能“鼓励着各厂当事人的勇气，不要灰心，要冷静着头脑，把紧张的情绪捺住”，遂租了一家舞厅作为办公室，“悬高左脚坐着办公，接应各方面来往的人物”。

　　呼延英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又被总公司从南京揪了回来，要求他全力协助受伤的林继庸，努力多搬迁一些工厂到大后方，这都是中国抗战的力量。呼延英良回想着这两天拆迁工厂的经历：炮火照亮了半边天，各厂职工们正在拼命强拆机器的时候，炮弹落下来了，伏在地上躲一躲，然后爬起来再拆，拆完马上扛走。看见前面伙伴被炸死了，喊声‘嗳唷”，洒着眼泪把死尸抬到一边，咬着牙照旧工作。冷冰冰的机器，每每涂上了热腾腾的血。白天夜间连续工作，在巨大的厂房里，暗淡的灯光下常有许多黑影在闪动，锤凿轰轰的声响，打破了黑夜的沉寂。

　　据有关统计，抗战初期我国沿海地区有926家民营工厂和企业迁到四川、湖南、广西、陕西等。不过这些事儿呼延英良现在是不知道的，他昼夜不停地工作，早已经不再穿西装了，一套粗布工作服是某个机器厂的员工劳动制服，已经在他身上三天三夜没脱下了，沾满了油污和水渍。他已经顾不得这些了，南京行政院今天又与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就迁移到西北的工厂和人员的清单发生了争执，他不得不搭乘列车去南京解决问题。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为了这次迁移，除了提供资金、人员、车辆上的帮助，还联系了西北野战军司令部参谋局后勤处，用运输西野淞沪纵队前往上海的返程列车输送去西北的迁移机构。除了工厂、技工外，西北军政长官公署还努力安排了上海、苏州、无锡、常州、南京的私立学校、教师、学生进行撤离，这就有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很多公立学校也向当地政府咨询撤离事项，这就惹恼了行政院的一些部门，他们认为这是人为制造惊慌失措。

　　呼延英良知道，这也是应刘琨上将要求安排的。各种技校、中学、高等学校，都是民族复兴的元气所在，七七事变爆发后，刘琨就让西北教育人民委员发函派人与东部的私立学校联系，统计愿意西迁的学校或者人员，未雨绸缪。西北教育人民委员为愿意搬迁的教育机构提供搬迁补助、新校舍、人员宿舍等。这次刚好用运部队的回程列车把愿意去西北的教育人员也一勺烩了，都搬回去。

　　当收到西北教育人民委员转来的南京行政院质询时，刘琨上将正在指挥所，他挥了挥手：“读书人就是事儿多，我没时间陪他们扯淡，李参谋长你以淞沪前指的名义给行政院复函，敦刻尔克行动是军事行动，如有阻拦者，护卫部队得行使武力执行任务。”李兴中劝道：“后方不了解情况，是不是我们派个人带封信给军政部何部长，请他代为处理？”刘琨同意了，于是刚一身大汗从拆迁工地到南翔的呼延英良就带着给何应钦的信，和前指的一位参谋一起，踏上了去南京的列车。车厢里挤满了年长的教师和技工，他们大都进入了梦乡。呼延拿着手电筒照在一堆表格上面，他要查看下行动进度，但是随着列车有规律的震荡和声响，他很快也像其他人一样，进入了梦乡。

　　敦刻尔克行动执行至11月上海失守，在林继庸、呼延英良等的主持下，共迁出民营工厂446家，机器设备4.6万吨，技术工人、教师、学生75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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