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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相助


  

  “他们两人都在读大学么?是哪一所大学?”毕德格显然愿意出手。

  “谭耀勋与我同是第一批留学生,他和我很熟正在就读耶鲁大学。容揆好像是第二批或是第三批留学生,他是容闳先生的侄子,最后一次收到他的信件已经是去年九月的事情了,当时他正就读于斯普林德高中三年级,算算现在快要毕业了,信中曾说容闳先生希望他也考耶鲁大学,不过他自己更希望进入哈佛大学……”王伯良回忆道。

  “若是容揆真的考入耶鲁大学,那么这两名留学生都是我们的校友了,这确实值得我们为之努力,为现在的一个校友和一个未来的校友……”毕德格微微笑道:“保留学籍的问题虽然有些棘手,但这并不难做到,我在母校有朋友可以帮忙……”

  “毕德格先生,毕竟我刚刚回国对许多事情尚不了解需要您的帮助,眼下最重要的是与留学生的联系问题。我已经询问过一些人,他们都不知道电报,我想也许在天津没有电报业务,至少没有民用电报业务。现在我急需电报将我的想法安全的通知在贵国的同学,而且必须赶在朝廷召回他们的命令之前,因为我怕容揆和谭耀勋在得知召回命令之后很可能会选择逃跑——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这种行为除了让朝廷和李相国对留学生的态度更加恶化之外没有任何好处……”

  “天津有电报却是一条军用电报线路,连接是北塘炮台、大沽炮台与天津总署,李相国对电报很关注,现在正筹备设立电报学堂培养人才,并且还打算建设连接上海与天津的长途电报线路,当然这条线路还只是处于设想当中,尚存在许多问题,关键是很多人都在阻挠这件事……”毕德格指了指自己的脑袋,示意有很多人的脑袋有问题:“不过联系合众国最快的办法还是电报,在上海有电报公司。这样吧,我明天还会去总署面见李相国,想办法劝说一番使其坚定留学生计划,而领事馆中的中文秘书丁家立先生最近要前往上海,他为人忠实可靠完全可以担负信使的重任。”

  “这些就全靠您来安排。对了,容揆和谭耀勋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哈特福德避难山教堂的推切尔牧师与容闳先生和马克?吐温先生关系密切。电报万万不能发向留学事务局,可联系推切尔牧师和马克?吐温先生,我相信他们必回伸出援助之手……”王伯良补充道。

  毕德格笑道:“丁家立先生在为进入领事馆之前一直在山西传教,他是合众国公理会教士,由他来办理此事最适合不过。马克?吐温先生的书非常有意思,我曾仔细拜读过可惜无缘与其结交……”

  “我刚到合众国就寄宿在康涅狄格州诺索布先生一家,毕业于哈特福德高中,留学事务局离马克?吐温先生的家只有两三个街区远,我们曾经受邀去他家做客。他是一位博学幽默的绅士,观点极为深邃尖锐,与他的交往让我受益匪浅……”

  “你们真是非常幸运!”毕德格有些羡慕的说道。

  “虽然我们也曾遇到过很多困难和不解,但是在我们生活的周围,贵国人民的善良和热情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说‘这世上终究是好人更多’!”

  “世上终究是好人多”,王伯良嘴上虽是如此说但心中却不这么想,至少摆在他面前的世界是典型的弱肉强食的世界,国家如此,民族亦是如此,就算有零星的几个好人也不能改善大局,比之活跃在沿海地区的鸦片贩子的数量更是不值一提,最靠得住的还是手中的力量。

  容揆和谭耀勋剪辫事件是求见李鸿章的时候老李亲口告知王伯良的,无论人前人后王伯良都认为必须采取断然的召回措施才能将事件影响降低到最小。至于人回来之后只要有钱什么都能够做到,当然最好的选择还是等事情过去之后将之送回美国完成学业——这是唯一最妥善的处理结果,逃亡会连累所有的留学生,遣送回国之后他们也不可能得到“出洋官生”应有的政治待遇,更不可能得到任何职务施展自己所学。毕竟清廷的“天朝思维”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剪辫子信基督无疑是大逆不道的,王伯良这么多年的坚持不是他喜欢这条辫子,实际上还是实用主义——没有这条辫子在国内是寸步难行,更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

  王伯良正愁怎么来与美国的留学生取得联系,却没想到毕德格对留学生的事情这么上心,正好借他顺风来解决自己棘手的问题——等他的书信到了留学生手里的时候,黄花菜都凉了,这个时代最快捷的通信方式还是有线电报,对他而言这种骨灰级别的东西目前只有上海才有……

  在王伯良的刻意引导下,他与毕德格相谈甚欢,一上午的时间不知不觉便很快的过去。看得出来这位副领事先生的工作无疑是非常清闲的,也许这与他即将卸任有着某种关联,不过王伯良更相信这与美国租界的萧条程度有着直接的关系,当然他希望这里更加萧条直至让美国人看不到这里蕴含的希望放弃租界为止。

  毕德格很高兴的接受王伯良共进午餐的邀请,通过毕德格的介绍在英租界寻了一家西餐厅。王伯良也没有忘记自己来拜访毕德格的目的,他推荐了美商丰昌洋行来完成进口缫丝机器的交易,这也是目前天津唯一一家美资洋行。在天津租界毫无疑问英资洋行数量最多,而出乎王伯良意料之外的是排名第二的居然是德资洋行,本来他还以为俄国或是法国背景的洋行更多些,毕竟天津有法租界,而俄国更注重渗透中国北方,没有理由放过天津这样的北方商业重镇。

  下午在毕德格的陪同下,两人径直前往丰昌洋行进行接触,有他这样的副领事官方人物的引荐,丰昌洋行对这次交易也就格外的重视。毕竟涉及的交易金额在一万两白银上下,而且对方还是直接以美元结算免去了汇兑的麻烦,丰昌洋行甚至还参观了丰昌洋行在紫竹林的专用码头——在天津的洋行数量虽然不如上海、广州那么多,但也不是所有洋行都能够有自己码头的,而在天津开埠后海关税务司对航运水网的总体评价仅次于上海。

  不过令王伯良比较郁闷的是,繁忙的紫竹林码头最常见的货物是他最不想看到的东西——鸦片。事实上王伯良自从来到这个时代起就知道自己早晚会看到鸦片,却没想到第一次看到鸦片是在天津,作为一百多年后的中国人,他无法想象繁忙到拥挤程度的紫竹林码头,最大宗的货物是以吨为计算的鸦片。而丰昌洋行的老板炫耀其洋行的实力是拍着一块足足有两米高的石碑——“大美国天津丰昌洋行地界”,更是让他多少有些怒火中烧,似乎连美国的洋行都要弄出租界来了……

  王伯良心中虽然愤怒不已,但他依旧非常好的控制了自己的情绪,他也知道现在还不是局势最为糟糕的时候,大清帝国已是江河日落之势,更加糜烂的局面还在后面。尽管看着丰昌洋行老板那样油光发亮的脸就极为不舒服,但王伯良依旧选择丰昌洋行为第一交易伙伴提出至少五十台缫丝机器的价格询价,这自然是一个非常耗时又麻烦的事情——没有电报只能先将信件通过邮船送往上海,再用电报向美国本行汇报,得到价格后再依次传递消息回来,中间没有一个月是办不成事的。当然王伯良也不会一棵树上吊死,他也会同时向英资、法资、德资洋行询价,哪一家洋行的报价和配套服务更好他就选择哪一家,至于俄资他则根本没有考虑——这个时代俄国的工业水平远远落后于欧美列强,最重要的是俄国只是丝织消费国,跟桑蚕压根不沾边。

  在告别毕德格之后,王伯良乘马车寻到杨瑾臣,除了履行约定宴请亲卫营的一些军官之外,也将自己向外国洋行询价的事情仔细告知,并且建议他最好将办厂的地点选在租界区,尤其是美租界——美国人无心经营租界,地价比英租界要便宜的多,这样商业上可以邻近潜在的客户,更可直接用美元来完成地皮交易。

  对于杨瑾臣这样的人精自然明白王伯良的用意,有什么能够将两人的关系联系的更紧密?在杨瑾臣看来再没有什么比白花花的银子更有效了,王伯良摆明了是出钱建厂让他来负责运营,可以说只要渡过了初期阶段,日后就是坐等收钱的事情了。同样杨瑾臣也看到了王伯良的实力——这个年轻人真的是很有钱,只有这样的有钱人才不在乎自己的参股,人家只追求开厂赚钱的速度,只要不是太过离谱的花费人家根本不在乎。

  王伯良表示出了自己的诚意,杨瑾臣自然明白自己该做些什么,自然在酒桌上更为卖力的帮衬王伯良联络几位赴宴的昔日同僚。在这次宴请上,王伯良也再一次见识了“同乡”的力量,来人虽然不多但亲卫营四哨主官悉数到齐,参将、游击也有数人,整整凑了两桌,这基本上是亲卫营所有最重要的官员聚会了——淮军虽脱胎于湘军,但与清一色湖南人的湘军所比较,淮军也有不少外地人,不过在李鸿章的亲卫营中,主要军官依旧全部是皖人,甚至王伯良暗自揣测亲卫营士兵中皖人的数量也占据绝对优势,这恐怕是淮军系统中血统最为纯正的队伍了。

  在和平年代也无法动摇亲卫营中安徽籍官兵的高比例,这让王伯良心中暗自发凉。毫无疑问李鸿章对亲卫营下的功夫力度极大,若非王伯良也是安徽人怕是根本进不了这支军队,这也间接的体现了李鸿章对朝廷的警惕心理。据说湘军的招募比淮军更为严格,必须是在原籍取具保结,联想到湖南那种强悍的宗族关系制约,王伯良也就理解了为什么湘军必须要遭到裁撤的命运了。

  王伯良的管带文书尚在走官方程序,杨瑾臣按照王伯良的意思看中了美租界一块二十余亩的地皮,王伯良当即拍板买下,其坚决的态度更让杨瑾臣明白了这位年轻人对他可不是空手套白狼,便三天两头的建议王伯良宴请亲卫营中的军官。。王伯良出手大方也没有拘泥于什么条框,吃喝嫖赌投其所好,当然他也洁身自好没有胡来——这家伙扪心自问虽不是君子,但眼界还是蛮高的,那些莺莺燕燕实在是让他大倒胃口,喝个花酒就让他感觉够受罪了。

  也正是因为王伯良出手大方曲意奉承,这位尚未就任的管带大人在亲卫营中早就风传四起了。杨瑾臣私底下也暗自放出各种版本的故事,在“咬耳朵”的潜规则效应下,王伯良早就成了孙猴子的代言人——神通广大的不得了。

  转眼间半个多月过去了,四月十一日直隶总督衙门发文王伯良终于正式成为亲卫营管带——陆军营管带只是物品及的差遣,任职者的地位高低还是要取决于本官的高低。事实上王伯良就任亲卫营管带只是一个开始,朝廷对他的任命尚未下达,这主要还是受大洋彼岸的容揆和谭耀勋剪辫事件的影响——留美幼童都是“官生”,当初的设计是一旦他们学成回国便会有官职差遣。现在看来剪辫事件已经对王伯良前途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作为第一名学成归国的出洋官生,他的任命具有很大的标杆意义,同样也表明了朝廷对他们这些出洋官生的态度。

  不过这并不能影响王伯良的好心情,在他看来李鸿章的态度才是压倒一切的。只是朝廷到现在也没有明确他的官身也让他看到了在眼下大环境下,他也这样的“洋翰林”根本不会得到朝廷的重用,只有真正走过科举路出来的才能得到应有的政治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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