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四章不识庐山真面目
石城国民政府有着在庐山开会的传统，因为历史上的渊源他们觉得这地方开会吉利。
李子彝和其他西北代表是乘坐镐汉通车从长安直达武汉后，换轮船顺流而下到达九江的。
长安到武汉横跨了陇海铁路和平汉铁路，乘客本来是要在郑州转车的，但是随着西北边区的经济日渐繁荣，从长安到武汉和石城、春申、燕都、津门等国内大城市的人员往来大大增多，西北铁路经过与各方磋商，从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分别开通了长安到浦口与武汉、燕都的直达快车，统一由西北铁路运营，采用了西北酒泉出品的钢制车厢，油漆成蓝黑色，继承了民国初年蓝钢快车的传统，根据当时车次的命名规则，因为它是联运车。这趟车要经过玉潼、陇海、平汉三个铁路局的管辖地段，所以这趟车叫镐汉通车（长安是古代镐京简称镐）。
民国初年的蓝钢车厢的生产厂家是“)”,现在叫“于家较小的铁路设备制造商合并而成，其后又兼并了多家公司。1960年后不再生产客车车厢，目前主要生产各类货车。在组建家厂商中，“JacksonandWoodinManufacturingCompany”生产了世界上第一辆全钢车厢。
而西北铁路经营的蓝钢快车完全是国产品。它是由酒泉民生机车厂制造的，酒泉机车厂是山城企业家卢思等人投资的，引进了红色露西亚的成套设备，1934年投产，当年制造民生式机车16台，还制造客车121辆，行李邮政车13辆，守车18辆。这款蓝钢皮车厢全长22.96米，宽3.2米，高4.3米。车厢采用钢结构、以4500多颗铁钉铆接而成，十分坚固耐用。当时西北铁路公司推广镐汉通车及镐申通车等的宣传手册声称：镐申通车，每日在春申长安两端开行；通车均挂有头等卧车及餐车。而蓝钢车之内容外观，均及精美雅洁，其卧车客厅车及餐车，无不舒适异常，使人称快，至行驶之稳妥迅速，招待之周到恳切，尤为特色，旅客虽身处车中，不啻家居之惬意也。除了西北边区自备的车厢外，镐申/汉/平通车还加挂了CIWL的餐车和卧铺车。CIWL是法文CompagnieInternationaledesWagons-Lits的缩写，其英文名是InternationalSleeping-CarCompany，直译就是“国际卧铺车公司”，当时称为“万国卧车公司”或“万国寝车公司”。从年，CIWL运营东方快车长达126年。没错，就是东方快车谋杀案的东方快车。CIWL是一家国际性的酒店及客运公司，以其车上餐饮和卧铺包厢闻名于世。如果形象的概括其经营理念的话，可以这样说：对于几个小时的短途旅行，就是在餐车享受一顿丰盛的正餐，也就是在好饭馆吃个好饭，再短途就喝杯好茶或者咖啡；如果是长途旅行，就是享受五星级的酒店服务，在超豪华的包厢里睡个好觉，在风景不停变换的餐厅里享受美食；全程由优秀的管家、行李员、大厨和服务生为旅客提供全方位的服务，让旅行不再是赶路而是享受过程。
CIWL长期运行西伯利亚线路的列车，并经由中东及南满铁路到达诸夏国东北的主要城市如满洲里、哈尔滨、绥芬河、奉天（沈阳）等。CIWL参与经营“镐汉/镐申/镐平通车”这项业务，其实都是日本惹的祸。1931年，由于日本侵占东北和“满洲国”的建立，CIWL在原中东铁路的经营被“满铁”取代。因为此时边区政府正在大力招商引资，CIWL于是转移到关内开展业务，恰好西北铁路在策划“镐汉/申/平通车”这个项目，随即跟有关部门一拍即合。
镐汉通车用的机车是当时的国产最高科技。1933年7月国民政府借用庚款修筑粤汉铁路韶关株州段，由于株韶段须翻越南岭，坡度约高达20‰且曲度半径小于250米，南北衔接之路线多为早期建造，路线标准相当低，尤其是桥梁承载重量不足，不能行驶总重及轴重较高之机车。为因应株韶段之特殊环境，需要一种轴重小，爬坡力强之机车。故由当时铁道部技正应尚才设计，委托英国沃尔冈（VulcanFondry）公司细部设计并制造24辆4-8-4型蒸汽机车。当时西北酒泉民生机车厂刚刚投产，于是向铁道部购买了机车图纸专利，成功生产，该型机车是在旧式机车的基础上，结合诸夏国铁路的使用特点设计的。整个设计周期只用了半年时间，堪称奇迹。由于国内的机车厂都不具备制造它的能力，中标承造KF1型机车的是英国的沃尔冈机车工厂，铁道部特聘应尚才亲赴英伦监造。在应尚才的《传略》中，对此型机车的设计是这样概述的：
一、通过改进锅炉、炉床结构和大小烟管的布置形式，采用E型过热管和复式汽阀，在不增大锅炉尺寸的条件下，扩大了蒸发、传热和过热面积，提高了锅炉的热效率（KF1型锅炉蒸汽压力达15.5公斤，美制玛莱特4型机车的蒸汽压力为15公斤，英制玛莱特2型机车为14公斤）。采用高强度合金钢火箱板，提高锅炉气压到1.55兆帕，因而机车的功率较大，保证满足快速启动、长时间运行和多拉快跑；
二、机车走行部分采用2对导轮、4对动轮和2对从轮（即2-4-2轴列式），用较多的导轮和从轮轴分担机车重量，动轮的轴重因而适当减轻（KF1型总重吨，比美制玛莱特4型机车的总重轻150吨），使机车可以通过设计承载能力为古柏氏E-35级以上桥梁。导轮和从轮的双轴转向架还可以保证机车安全、平稳地通过小半径曲线，因而机车可以在建筑标准偏低的我国铁道线上行驶；
三、改进了驾驶室的布局，从轮和煤水车轴箱配备了恒温式自动给油装置、自动加煤机等当时最先进的设备，改善了司机和司炉的工作条件；
四、据对机车性能的整体要求，在设计中注重实现锅炉供汽能力、汽机工作能力和68吨粘着轴重的均衡配合，整个设计比较经济合理。机车轮周功率达2350马力，在当时除去8轴4汽缸的马兰特型机车外（即美制玛莱特型4型机车），是最大的一种蒸汽机车。
除此之外，在机车性能评价、重量分配方法、汽机阀动机构设计、牵引计算等方面也都有所创新和改进。
民生机车厂在1935年中旬生产出了第一批KF1机车，投入运营后，证明性能良好，深受赞赏，牵引力大，可牵引的重量能达到二千吨之多。当时津浦铁路所用机车牵引重量才八百吨。长安与国内各大城市之间的镐汉\申\平通车速度快、服务好、科技先进，是当时西北工业和服务业高水平的体现，也是西北人民的骄傲。
镐汉蓝钢通车从长安到汉口仅仅需要二十四小时，李子彝和另外几位受邀的西北名流们乘坐了豪华舒适的头等车厢（国民政府报销），轻松愉快地到达了汉口，换乘轮船后，于七月十四日到达庐山，李子彝作为西北边区国民参政会的议长，被石城国民政府安排入住了仙岩饭店，原名仙岩客寓（FairyGilenHotel），是英国传教士都约翰建造，由7栋房屋组成（原94至97号），是当时牯岭上设施最好的饭店。入住后，他发现这里已经是名流汇聚了，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大校长蒋梦麟、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长马寅初、商务印书馆经理王云五等都到了，当天晚上散步归来，在酒店大堂还遇到了胡洪骍。胡洪骍是在一九三五年被李子彝聘请为西北联合大学名誉教授的，他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干将，在诸夏国文学界广受尊重。1923年国立西北大学时期，设立了文学院，新的西北联合大学也很重视文学院的教学研究，故此广邀国内文学名家作学术交流，胡洪骍很愉快地接受了西北联合大学的邀请，随后每年都会抽时间到西北联合大学作一定的教研活动，很受学生们的欢迎。李子彝比胡洪骍整整大了一轮，胡洪骍虽然力主以白话文写作，然而他对李子彝这样精通古文的大家却是很尊敬的，而且李子彝有学问，作实事的风格正是胡洪骍所提倡，故二人一直相谈甚欢，每次胡洪骍去长安都会与李聚会，二人还有诗歌唱和，收录在了李子彝诗稿《老曼斋诗存》里面。
李子彝今天见到胡洪骍，不由得小小地吃了一惊。他发现后者面带忧色，眼睛里充满了血丝，李子彝不由得关切地询问胡洪骍是否身体不舒服。天色已晚，两人短暂地聊了一番，李子彝才知道原来胡洪骍不是病了，是急的累的。自从1937年7月初，日苯津门驻屯军派部队到卢沟桥“演习”，燕都城内也盛传日苯便衣队要闹事，事态紧急。胡洪骍忧心忡忡。1937年7月7日下午，北平市市长秦德纯为即将参加庐山谈话会的代表饯行。席上，罗努生主张华北特殊化以避免战争，说日苯既要求民党撤出华北，何妨不让我们各党各派干一下。胡洪骍当即反驳道：“努生，你这句话说错了。我不是民党员，也不赞成党治，可是今日现行的政制，民党撤出华北，就是诸夏国的主权者撤出华北；还有，日本要求民党撤出华北，是因为民党反日，民党因反日而撤退，以后各党各派，除非你是汉奸，又怎么站得住？”双方可谓唇枪舌剑，闹得不甚愉快。谁也没有想到，两个小时后，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竟然爆发了。受卢沟桥事变影响，平汉路不通车，胡洪骍和其他平津代表只得绕道天津，由津浦路南下。到达南京的当晚，胡洪骍就联络同人联名发出电报，请秦德纯转告宋明轩，说中央抗战已有决心，希望他坚定应付。第二天，胡洪骍一行人乘轮船赴九江上庐山。到山上时已是7月14日。当天，常凯申就请胡洪骍喝茶一叙。胡洪骍历陈北方的民情激愤和中央不能放弃冀省的原因，谈得慷慨激动，常凯申为之动容。
看到胡洪骍气急败坏的形象，李子彝也和常凯申一样动容，因为胡洪骍一向主张对日稳健，这是有名的。
早在1915年，胡洪骍还在美国留学时，日苯威胁诸夏国政府签订《二十一条》，海外学子响应国内发动抗议运动，胡洪骍的同窗好友也纷纷卷入，主张对日作战。唯独胡洪骍主张镇静处之。一时间，胡洪骍招致非议颇多，许多同道好友甚至发誓和胡洪骍断绝关系。无奈之下，他在《诸夏国留美学生月报》上发表公开信亮出自己的观点：我敢说，在目前的条件下，对日作战，简直是发疯。我们拿什么来作战……所以出诸至诚和报国之心，我要说对日用兵论是胡说和愚昧。我们在战争中将毫无所获，剩下的只是一连串地毁灭、毁灭和再毁灭。
现在这么一个人都义愤起来，可见华北人民已经被日寇逼到走投无路了。李子彝安慰了胡洪骍几句，二人各自就寝了，李子彝真心地希望胡洪骍能够冷静下来，大家一起想办法，这个时候诸夏国需要镇静。可是第二天，他发现即使对于这帮年高德劭的参会人员而言，在这个时候要保持冷静是谈何容易。
7月15日上午，汇聚庐山的胡洪骍和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大校长蒋梦麟、西北大学校长李子彝、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长马寅初、商务印书馆经理王云五等各界名流齐聚仙岩饭店，畅叙国事。《中央日报》的一位记者首先请胡洪骍谈谈对时局的看法。胡洪骍略为思忖，随即侃侃而言：“众所周知，我以前曾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然而当今之世，日寇欺人太甚，偌大个华北，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再这样下去，国将不国，还谈什么研究问题、科学救国！当今最大的问题，就是全国同心，把日寇赶出中国！”，燕都的胡洪骍是这个态度，津门的张伯苓说话更过火：“南开凝聚了我一生之心血，战端一开，难以保全。保不住就不保了，决不能向日本人屈服！打烂了南开可以再重建，国家一旦灭亡了，还谈什么教育！”张伯苓生于1871年，李子彝眼看着花甲之年的老教育家痛心疾首的样子，也不禁一阵心酸。平津看来真的要完了，那么石城国民政府会作何打算呢？他很快得到了答案。
1937年7月16日，比原定日期推迟了一天的“庐山谈话会”第一期在传习学舍楼上举行。会场布置得很别致，席位被精心安排成“山”字形，桌面铺着洁白的台布，每个坐位前泡有一杯云雾茶，唯有常凯申坐位前是清水一杯。会厅里悬挂着一对巨大垂幔：“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九时许，张岳军宣布“谈话会”正式开始。他简单地表述了召开“庐山谈话会”缘起、宗旨和意愿。接着，汪兆铭代表政府致词。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基善第一个站起来，慷慨陈言：“日寇猖狂，诸夏国危在旦夕。身为军人，惟有以死相拼。战死疆场，死得其所！现在还有人在说些什么‘和必乱，战必败，败而言和，和而后安’。和了几年，安在何处？还有人把希望寄于米国、英国的出面干涉和援助，诸夏国人民的事情为什么不能由诸夏国人民自己做主？以全国之人力物力，难道还怕小小的日苯吗？当今之时，惟有速速抗战，宁使人地皆成灰烬，决不任敌寇从容践踏而过！”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张君劢、胡洪骍、左舜生、钱昌照等人。大家一致拥护精诚团结、一致抗日的方针。整个会场充满热烈、慷慨的气氛。与会者群情激奋，各抒己见，畅谈抗日之道。胡洪骍也多次慷慨激昂地发言。在午餐席上，胡洪骍还致辞发表感言，谓“国家高于一切，大家能戮力同心，实为心慰”等。后来，李子彝见胡如此活跃，禁不住写打油诗调侃胡洪骍：“溽暑匡庐胜会开，八方名士溯江来。吾家博士真堪道，慷慨陈词又一回。”胡洪骍也戏答一首云：“哪有猫儿不叫春？哪有蝉儿不鸣夏？哪有蛤蟆不夜鸣？哪有先生不说话？”
7月17日，“谈话会”的第二天，出乎李子彝等所有人的意料，常凯申一身戎装，挂满了勋章发表了《抗战宣言》，定下了对日强硬的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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