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章风紧云急

　　李兴中微笑着看着陈常捷涛涛不绝地汇报着，能省出嘴来喝酒，他没有啥意见。陈常捷说：“遵照司令的指示，我们这次把多年来西北边区为抗战所作各种准备首次亮给了石城，可把老徐他们给镇住了。不说别的，光是武器装备就把他们馋死了。每个步兵师有二十四门民20博福斯山炮，陪着老徐来的林蔚文说，中央军就是一个军也没这么多队属火炮。参观了民21博福斯150毫米*炮装备的独立野战重炮团，老徐说妈呀你们想打世界大战啊？那个兵工署的俞大卫博士，看了兵工厂，说中央的炮厂到现在还图纸没看到，你们这炮厂从民国21年就投产了，现在闹得中央还要从你们这里买炮。老李立刻说，感谢中央给我们炮厂大生意。”说到这里，李兴中和许谨生都笑了，巴格拉米扬刚狠狠地喝了口白酒，看到大家都在狂笑，瞪着我不知所以然，我就用露西亚语向他解释了下情况。听了我的解释，巴格拉米扬也笑了。他高举搪瓷杯子和我们碰了一杯，大家都一饮而尽。

　　陈常捷继续说：“自从西北边防区成立以来，一直奉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虽然对西北边防军每年投入巨额军费，但是军队的备战从来是低调得很，各种准备不要说对外界不公开，甚至对中央也是毫无透露。中间虽然经历九一八、一二八、长城抗战的风雨，军民群情激奋，但是长官公署都是好言抚慰，却坚持忍耐和埋头准备的方针。可是自从去年帮助中央协调解决张杨兵变以来，司令忽然一改从前的低调，开始与中央密切合作，明天还要与老徐他们讨论联合作战计划，属下们觉得司令突然加快了各种抗战准备，是否是对日军的动态有了新的判断？能否请司令透露些情况，我们好让部队做好准备。”说着，他看了看其他几个人。

　　我看得出来，其实这是他们几个共同的想法，虽然西北边防军自创建以来，一直就以抗战为己任，一切都是为抗战做准备。眼前这几位，也参与了司令部各项准备工作和计划的制定。可是这种集全民族之力，与拥有先进武器的强大敌人做生死搏斗，在诸夏国几千年的历史上还从未有过，虽然我眼前的这几位都是诸夏民族最出类拔萃的将领，可是他们一样，面对战争迷雾，肩负了民族生存的重担，他们需要我那种可以看穿未来的能力来给他们增加勇气和智慧。我手中是一个漂亮的玻璃杯，五个人中只有我爱喝威士忌，马歇尔在西北参谋学院工作的时候，曾经送给我一套威士忌玻璃酒具。我轻轻地嗅了嗅玻璃杯里威士忌发出的橡木清香。我对陈常捷说：“你们大家都知道，随着日苯步步紧逼，中央也加快了抗战准备，尤其是加紧了与各地方势力的整合。去年和平解决两广事变后，中央与桂系签订了协议，规定了中央未来不再对日作更多让步，如果中央开始抗战，则两广立刻出兵参与抗战。去年张杨兵变后，中央与西北边防区签署了共同准备抗战的协议。

　　协议规定了一些原则：西北边防军是西北各族人民供养的军队，它的责任是保家卫国。家就是实行了民主普选的西北四省，国就是诸夏国。法纪是西北国民约法会制定的西北边防区基本法。我们参加抗战，是遵照西北人民的意志，恪尽职责。所以，西北边防军的抗战是由西北民选行政和立法机构领导的，配合中央抗战大局的自主抗战。从军令系统上，由西北边防军司令部统一指挥，接受中央的指导。从作战形式上，主要采取运动战结合必要的阵地战、游击战的形式。从作战方针上，西北边防军有着最好的装备训练战术和人员，西北边防军必须也只能作为全国统帅部直属的战略预备队，投入到最关键的战区，那就是组建攻击兵团：西北野战集团军群。石城军事委员会同意西北边防军必须作为一个整体加入抗战，由自己的司令部统一指挥，不能被切割得四分五裂投入各个战场。自从协议签署后，西北边防军司令部和军务局与石城军事委员会下属之军政部、参谋本部对接作战计划、后勤供应等细务。

　　根据情报和我的判断，全面抗战在今年的任何时间点都可能爆发。四处的情报通报你们也都有看到，上个月日苯陆军教育总监香月清司、陆军省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大佐、陆军省军事课员冈本清福中佐、参谋本部作战部作战课公平匡武少佐纷纷于上个月和本月来到诸夏国北部考察、开会，其中冈本和公平都重点视察了卢沟桥（我的对手，日苯陆军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石原莞尔一眼就看中了卢沟桥作为巡视重点，他敏锐地感觉到那里要出事）。公平匡武一行在卢沟桥上差点儿和二十九军哨兵打起来。这些视察人员们的报告对华北局势评估很严峻。6月8日永津佐比重大佐(参谋本部中国课长)有关中国形势报告说:

　　蒋介石政府领导的新生活运动，现已转变为国家军事的总动员运动。他们过分相信自己。因此，必然要出现对日轻侮的行动。当前正想依靠英国充实其军备的财源，并极其关心解散冀东政权。

　　6月9日柴山兼四郎大佐（陆军省军务局军务课长）中国视察报告说:

　　当地攻击日军的宣传十分强烈，第二十九军上层人员对日本虽有所理解，但中层以下人员对日抱有强烈反感，约三分之二是抗日派。冀察的一般情形也是如此。

　　6月18日冈本清福中佐(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高级课员)奉命向中国驻屯军重新传达旱已指示过的中央方针，以打通思想，再次告诫，严禁出现类似谋略活动的行为等。其归国报告中有如下一段:

　　中国驻屯军全然未见有何行动，但根据日中之间反感日深的事实，预料从中国方面可能出现某些挑衅行为。因此，到那时必须有采取断然措施的思想准备。

　　五月中下旬的两个星期，日苯陆军参谋本部在次长今井清中将带领下，在伪满洲国进行参谋旅行，结束后命第三课公平匡武少佐和课员井本熊男大尉（后升大佐）到华北视察，视察了天津、张家口、包头、大同、大原、石家庄、济南、青岛附近的地形，于6月末返回东京。当时各地诸夏国官宪对日军已经采取了严防死守，这两位日军巡视员路上经常时有置身险境之感。特别是在芦沟桥上听取前宋哲元军事顾问樱井德太郎少佐的讲解和视察一般地形时，险些受到中国士兵的拘留。芦沟桥附近日中两军完全处于一触即发之势。”

　　李兴中深深吸了一口气：“四处真能干，这种情报都能搞到手里。”我看了他一眼说：“这些情报来之不易，你们一定要保密。”

　　当时西北边防军的军情四处从不同渠道源源不断地汇总了各种情报，除了上述的不祥之兆，还有很多：

　　从安排在燕都日本侨民中的谍报人员中传来消息：

　　１９３６年６月２６日，日苯佛教中最大的宗派之一——净土真宗东本愿寺派法主大谷光瑞访问燕都。

　　近代以来，日苯佛教大为振兴，明治维新以后，日苯佛教在政府的支持下积极参与政治事务，大有政教合一的趋向。随着日苯不断向外侵略，日苯佛教也不甘落后，配合军事侵略积极向外拓展。１８７６年，日苯佛教净土真宗东本愿寺派在各宗各派中首先到上海开教，于春申虹口河南路设“东本愿寺春申别院”，并以春申为根据地，开始了对中国全国的宗教扩张。随之，日苯佛教其他各宗各派也蜂拥而来，纷纷在中国各地建立宗教机构，积极推行日苯佛教独有的教义。其教义极富侵略性，如净土真宗东、西本愿寺派在华开教的基本目的是：“使中华归我真宗。”大谷光瑞到达燕都的第二天，即邀请当时正在北平的日苯驻华使馆助理武官今井武夫，到六国饭店密谈。大谷光瑞说：“日华两国的关系一年比一年险恶，长年纠缠，不得解决。我总希望能有什么办法打开这些险恶的局面。”并说明想听取今井武夫对华北局势的意见。今井武夫认为，当前的中国尤其是华北的局势已经十分紧张，日苯驻军早已不耐烦了，欲有所动作，“对这种事态放任不管的话，发展下去必然有爆发不幸事件的可能。”所以，他认为对于现今的日苯国策应予以认真考虑。大谷光瑞听后十分着急，认为驻华日军的这种谋略，完全违背与干扰了日苯中央统帅部的意图，说：“武官先生无论如何回去一趟，把刚才提到的意见向内阁总理大臣以及所有的阁员讲一讲，具体由我来安排。”遂匆匆赶回国内。然而，当大谷光瑞离开燕都经青岛回国，到达东京并向陆相报告时，正好是７月７日！

　　从安排在日本军中的谍报人员传来消息：

　　就在大谷光瑞刚刚回国之时，陆军省军事课高级课员冈本清福中佐，也被参谋本部第一（作战）部长石原莞尔派来华北。据说，“石原对于流传的这样说法：‘不久华北要发生什么事’颇为忧虑；并认为对卢沟桥封江的形势必须留意。”故要冈本奉命向日苯的中国驻屯军传达中央的既定方针：坚决按中央意图与命令办事，严令不许搞谋略活动。冈本来到中国后，找到今井武夫调查情况。今井武夫对他复述了对大谷光瑞的同样担心与当前华北紧张的局势。冈本也谈到石原莞尔要冈本到华北“预防发生第二次柳条沟事件”。然他在北平、天津旅行一周后，回到东京在向上级报告，却完全违背了事实的真相，乐观地说：“在华北的日苯军中，虽然也有一部分人忧虑着会爆发什么事件，但为数极少，整个讲来，没有特别担心的必要。”他同时又报告说，这种紧张局势与爆发事件的说法都来自夏方，“（日苯）中国驻屯军虽无意制造事端的企图，但鉴于中日矛盾正在加剧的事实，预料中方或将挑起某种事端，因而正在考虑一旦有事断然采取相应措施的准备。”企图栽赃给诸夏国。

　　从春申新闻界的谍报人员传来消息：

　　当时东京流传着“第二个柳条沟事件将会于七夕在华北出现。”对此大吃一惊的军部和政府的一部分消息灵通人士，似乎就不约而同地派出各自的视察人员。

　　事实上，这个消息已经流传开来。即使是在华的日苯人中，也已经有不少人听到了这个消息。７月１日，正在华北旅行的日苯同盟通讯社春申支社长松本治重即访问了华北日军参谋长桥本群，探问此事真相。桥本群回答说：“我们日苯方面多少有些问题。浪人们和一些企图趟浑水捞一票的商人们，惟恐天下不乱。现在天津是谣言飞舞，甚至有人说在７月７日就会出事。”尽管将责任推给了浪人和商人，但却承认确有问题存在。

　　从安排在华北驻军石友三部的谍报人员传来消息：

　　昨天７月６日，就是“七七”事变的前一天，今井武夫到诸夏国前国务总理靳云鹏秘书长陈子庚的家中赴宴，冀东保安司令石友三知道今井武夫出席而不邀自来，似乎特地前来看他。

　　席间，石友三突然对今井武夫说：“武官，日夏两军今天下午３时在卢沟桥发生冲突，目前正在交战中。武官知道这个情况吗？”

　　今井武夫摇摇头，否认道：“我不知道这样的事，也不会有这样的事吧。万一有那样重大的事件发生，日苯军是不会不通知我的。”

　　今井武夫遂询问其消息来源。

　　然而，石友三固执己见，并不肯说出消息来源。

　　但说：“即使日夏两国突然发生全面战争，我在北平东郊黄寺的部下，对于日苯军队是不会有作战意图的，请你务必设法不要去攻击他们。”

　　四处后来的情报分析认为，石友三为汉奸，与日方人士往来密切，因此得知日方的阴谋计划，是完全有可能的。虽然实际的军事行动由于某种原因没能按时进行，但石友三所透露的时间，与事变实际爆发的时间已非常接近。石友三在抗战爆发不久即公开投敌，他此说法也可说明他从日军处得知这一消息后，不仅不想抵抗，不立即汇报，反而害怕殃及池鱼。这次与今井武夫见面，还欲核对一下此事是否确实无误，如消息得到证实，则事先与日方通气，企图置身事外，由此保存实力。

　　我还知道，第２９军不久前于６月２９日破获一起重大的特务案件。据被捕的特务供认，他们于６月２３日奉令潜入燕都，准备冒充学生中的“左翼分子”在２９日夜１２时放火、开枪，而以演习为名埋伏在城外的和东交民巷的日军，则以枪声为号，马上在“防共”和“安民”的名义下占领燕都。只是因为第２９军有所防范，日苯特务机关的阴谋才没有得逞。

　　其实，“七七”事变前，华燕都津地区尤其是卢沟桥一带，已呈“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中日双方军队均秣马厉兵，积极备战。

　　日军的中国驻屯军此时也完成了升格步骤。按１９０１年的《辛丑条约》，日苯可以在中国设立驻屯军，“以保京师至海通道无断绝之虞”。当时称为“清国驻屯军”，人数一般在２０００人左右。司令官最高级别为少将（特殊时期可为中将）。然及至１９３７年春夏，驻屯军实际人数已达到２万人左右。首任司令官田代皖一中将、参谋长桥本群少将、旅团长河边正三少将，指挥在华北的近２０个特务机关，并直接隶属于天皇，受参谋总长与陆军省指挥。已由守护部队改为诸兵种合成具有攻战能力的野战重兵集团，成为华北地区作战统帅机关，从而完成了在华北地区对华作战的准备。全面战争爆发后，遂成为日军华北方面军的主力部队。从１９３７年春天开始至五六月间，日苯政府高官大员与军部的高级将领们纷纷来到华北视察，如大谷光瑞、香月清司中将（时任教育总监部本部长，“七七”事变后的第３天即就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参谋本部中国课长永津佐比重大佐、陆军省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大佐等，以及各种工程、测绘与参谋人员，也陆续来此工作，活动极为频繁。并于丰台与卢沟桥之间修建兵营、机场的要求被拒绝后，擅自在通县建立了一个简易机场。从５月至７月，日军在丰台、宛平城一带不分昼夜进行演习。甚至直至７月６日，还要求经宛平城到长辛店进行演习。按清朝政府与列强的协定，固然允许各国“驻军有操练打靶及野外大操之权”，但地域应在天津附近，课目也应以常规军事业务为主，不允许越出地界进行。而日军这样随心所欲地到处进行演习，且以攻城掠地为课目，不仅违反了国际法和双边条约，其实质就是战争挑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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