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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火红的第五乐章


  永利化工的范老板是我最钦佩的民族企业家,而永利化工的总工程师侯德榜先生,是西北千万生民顶礼膜拜的科学家,在大旱灾中是他用科学技术挽救了西北无数生命。侯德榜,字致本,1890年8月9日生于福建省闽侯的一个农村家庭,1911年,侯德榜便果断弃职考入了清华留美预备学堂,1913年,侯德榜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与15位毕业生一起赴美留学进入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化工专业。留学八年,他先后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月,侯德榜回到中国便迅速赶到范旭东在天津塘沽的制永利制碱厂

  他被任命为总工程师,负责技术指导工作。1862年,比利时人索尔维以食盐、氨、二氧化碳为原料发明了制碱法,盐的利用率为75%,索尔维集团垄断了这项技术将近70个年头。

  1924年8月13日,永利碱厂正式开工生产但是可惜生产出来的纯碱是红黑红黑的杂质非常多,这样的纯碱是没有办法卖得出去的,然而此时永利已经耗资200多万银元了。在永利面临危机的时候,美商卜内门提出投资永利,要求另聘外国技师来替换侯德榜,但是永利肩负的不是个人的成败,而是整个民族化学工学发展的使命,他曾给朋友的信中写道:“这些事,无一不令人烦闷,设非隐忍顺应,将一切办好,万一功亏一篑,使国人从此不敢再谈化学工业,则吾等成为中国之罪人。吾人今日只有前进,赴汤蹈火,亦所弗顾,其实目前一切困难,在事前早已见及,故向来未抱丝毫乐观,只知责任所在,拼命为之而已!”范旭东和侯德榜毅然拒绝了卜内门的投资。终于在1926年6月29日,永利碱厂终于生产出了雪白的纯碱,同年八月,永利生产的纯国产《红三角》牌纯碱,在美国的万国博览会上获得金质奖章,这个“中国工业发展的象征”成为了我国制碱工业的一座伟大的丰碑。

  就是在1926年8月,国民革命军西北纵队刚刚解围长安,我委托科学诸夏国基金会找到了侯德榜先生,基金会愿意提供资金,委托侯德榜先生设计小化肥厂。由于西北旱灾频繁,经常导致没有灌溉设施的农田绝收或少收,尤其是年的大旱灾,西北的小麦产量仅仅达到了平时的45%。针对这种情况,一个合理的对策是用化肥来提高那些有水浇的田地的亩产,比如对于河谷地和河边地作重点灌溉和培植,如果真的能把还有足量灌溉的田地提高到平时两倍的产量,这可以挽救很多人的生命。水利设施的修建,农田在旱灾时候的合理取舍,灾年收成的公平分配,这都不是一家一户小农经济能做到的,比如张三的地有灌溉,灾年还保收成,可李四的地全是山地,那么李四全家是否就该饿死呢?唯一的解决方法是走合作化的道路,因此西北军政委员会从1926年成立之日起就大力推行农业合作社,用集体的力量赶建水利设施,能扩多少水浇地是多少,多一亩地就多救半条命!在大旱到来的时候,集中人力物力,保证那些还有灌溉的土地的收成,然后通过合作社内部的分配机制来调节各家的收成。1927年起,我果断地命令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严禁向区外输出任何粮食。当时合作化、统购统销等政策受到很多乡绅们的批评,我一意孤行,不惜动用武力推行这些政策,终于,当1928年大旱灾来到的时候,舆论完全转向,乡绅们都哑口无言,受灾的农民们都从此认定了西北军政委员会是他们的大救星,其实,世界上哪里有什么救世主?一切靠劳动者自己。

  农业合作化这些政策可以用西北军政委员会的行政法令加上国民革命军西北纵队的刺刀机枪推行下去,可是要提高亩产这就得靠科学了。银河系地球二十一世纪的农业科学告诉我们,亩产提高的第一保证是灌溉,第二是化肥。1926年整个诸夏国也找不出多少化肥来,我除了可以外购化肥和化肥厂设备,还可以指望的就是侯德榜的才华啦。

  他向科学诸夏国基金会了解了项目原委后,立刻投入了紧张的科研中。1927年,为发展西北的小化肥工业,侯德榜倡议用碳化法制取碳酸氢铵,他亲自带队研发,与技术人员一道,使碳化法氮肥生产新流程获得成功,侯德榜是首席发明人。其特点是把碳酸氢铵的生产与合成氨原料气净化(脱除二氧化碳)过程结合起来,称为联碳法生产碳酸氢铵工艺,从而简化了流程,降低了能耗,减少了投资。典型的生产碳酸氢铵小型氮肥厂以无烟煤为原料,先制取半水煤气,后者经脱除硫化氢后,进入加压变换反应系统,得到的氮、氢和二氧化碳混合气进入碳化塔,在此二氧化碳与浓度为17%左右的氨水反应,生成碳酸氢铵结晶,经离心机分离即得碳酸氢铵产品。脱除二氧化碳的原料气,经过进一步脱除残余二氧化碳与少量一氧化碳后,进入氨合成系统。干燥的碳酸氢铵在室温下,有一定的稳定性和良好的流动性。西北有些碳酸氢铵厂采用气流干燥的方法将产品干燥;后来更多的工厂采用添加结晶改性剂的方法,使碳酸氢铵的结晶生长得比较粗大,从而改善了液固体分离的操作条件,使产品的含水量由5%~5.5%减小到2.5%~3.5%,对减少产品的分解损失和结块现象有显著效果。当时的这种小氮肥厂,对西北农业生产曾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通过对碳酸氢铵物性的改进和施肥技术的不断完善,它在西北获得了迅速发展,20世纪30年代初产量约占西北氮肥总产量的一半以上碳酸氢铵其具有速效、价廉、经济、不板结土壤、适用于各种作物和各类土壤、既可作基肥,又可作追肥等优点,受到农民的欢迎。每年的用量约占到氮肥总产量的1/4,是我国除尿素外使用最广泛的一种氮肥产品。

  侯德榜完成了小化肥厂的设计和工艺研发后,他和范老板向西北边区政府表示,愿意免费协助西北开发集团迅速建设,一切以救人要紧。西北军政委员会对永利化工的这一善良举措,回信作了高度赞扬,但是西北军政委员会坚持一切按照商业法则运行,西北军政委员会的回信后来在诸夏国企业界广为流传:“企业应当担负必要的社会责任,然则必须以生意法则运营之,否则即为杀鸡取卵之举。凡来西北发展之守法企业,西北政府人民当全力相助实现可持续发展。”。1927年西北开发银行给永利化工提供了300万元贷款,由永利化工在西北各地迅速建设了六十个小化肥厂,这些化肥厂的建设地址都是由西北农业合作社与永利化工根据抗旱规划和原料、运输等条件精心挑选的,侯德榜设计的这种小化肥厂,对机器加工没有太高要求,即使是1927年西北的手工业作坊也能完成设备的制作,基本每个工厂有年合成氨1500吨的产量,这相当于6000吨碳酸氢铵。永利化工在西北紧急招收了一万二千名员工并加以培训,在永利化工和西北石化的大规模尿素生产厂投入使用以前,尤其是抗旱期间,这些小化肥厂生产的碳酸氢铵是绝对的主力氮肥肥料。

  除了氮肥,磷肥也是必不可少的,银河系地球二十一世纪一亩农田需要30公斤磷肥,而磷肥的生产依靠磷矿。磷矿是诸夏国的优势矿产之一,蕴藏量相当丰富。随着地质工作的深入发展,储量还会有新的增长。但诸夏国磷矿资源分布极不平衡,保有储量的78%集中分布于西南的滇省、黔省、蜀省及中南的鄂省和湘省。除去蜀省产磷大部分自给外,全国大部分地区所需磷矿均依赖滇、黔、鄂三省供应,从而造成了中国“南磷北运,西磷东调”的局面,给交通运输、磷肥企业的原料供给、成本带来较大的影响。凤县草凉驿磷矿是秦省唯一的磷肥原料产地,该地在宝鸡南50公里处,西北开发集团根据我提供的信息,找到了矿藏,与永利化工合作生产,满足了西北农业需要。

  永利化工在救了西北农业的同时,也迎来了自身的飞速发展,由于需求巨大,永利的化肥畅销,他们很快还清了贷款,并用足够利润开办了更多的化肥厂,抗战中,永利化工承担了大量军工生产任务,战后继续飞速发展,成为了诸夏国民族化工业的支柱企业。

  范旭东、侯德榜也财源滚滚,功成名就,不过,他们对功名金钱都不看重,二五计划期间,永利化工出资在长安设立了西北化工学校,侯德榜先生任校长,为诸夏国培养了大量人才。1931年国庆节,西北军政委员会宣布一五计划顺利完成,为了庆贺抗旱救灾的胜利和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长安市组织了花车游行,西北农牧人民委员带领着来自秦省北部的娃娃们给李仪祉、范旭东、侯德榜等抗旱有功人员送上了自家制作的白面饼,给侯先生献上面饼的是个七八岁的女娃子,她拿着面饼盘子不放手,瞪着亮闪闪的一双大眼睛盯着侯先生半天,侯先生以为她是太紧张了,弯下腰对她笑着说:“孩子,你把盘子给我就好了,别紧张。”那女娃子忽然把盘子递给了老侯,就地磕了三个头回答道:“额来之前,爹爹要给你老磕头咧,爹说三年前大旱,额娘就饿死咧,爹说娘是自己绝食的,为了给额省出口饭来。你老是天上的星宿,作出的肥田粉后来送到合作社,让地里多产了庄稼,救了额村全村人。”侯先生拿着盘子楞在了那里,过了几秒钟,他说:“孩子快起来,我做得还不够好,没能把你娘救下来。”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侯先生落泪,像雨一样的泪水,侯老不必有愧,西北人民会永远感谢你的。

  和侯德榜一起接受丰收果实的是李仪祉老先生。李仪祉(),陕西省蒲城县人,著名水利学家和教育家,我国现代水利建设的先驱。其父李桐轩和伯父李异材,都是关中名儒,同盟会会员。1898年,李仪祉以精于数学考取了秀才第一名。第二年又进入专门学习西学的泾阳崇实书院。1901年,入西安关中学堂。1904年,考取北京京师大学预科德文班。1909年,由西潼铁路局派赴德国柏林皇家工程大学土木工程科留学。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中辍学业回国。1913年,返德国继续求学,并和陕西水利局局长郭希仁一道遍游了俄、德、法、荷、比、英、瑞等欧洲诸国,“考察河流闸堰堤防”,目睹欧洲各国水利事业的发达景象,比较我国水利事业的颓废,百感交集,立下了专攻水利科学技术,振兴祖国水利事业之鸿志。1922年,李仪祉离开南京,回陕西任省水利局局长兼渭北水利局总工程师,开始了他兴修水利的生涯。他回陕后积极网罗人才,组织引泾灌溉工程勘测设计,但因经费一直没有着落,直到1926年西北纵队到长安时候仍无法开工,李仪祉乃辞职东去。听到李仪祉辞职消息的时候我正在吃中午饭,那时候是长安刚解围,城里城外还到处有尸体等待掩埋,我本来想过几天再找李局长好好谈谈建立合作社,兴修水利的事儿,结果卫士给我送的文件里有他的辞职信!我立刻把嘴巴里嚼着的小米吐在地上,拍桌子大喊:“警卫连长!”杜聿昌闻风而至。我命令他立刻给我把李仪祉带过来。事情很快就变得没那么简单,据报告说李仪祉已经带着家人向潼关而去咧,我只好叫来副司令邓瑜,让他带一个骑兵排飞驰到潼关,一定要把李先生请回来。这就是后来被秦人演绎的邓瑜月下追宜之(李仪祉字宜之)的故事,据说和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一样生动。在我看来,这李仪祉可比韩信重要多了。

  秦省古代之所以被称为“天府之国”,是因为秦时有郑渠,汉时有白渠,引水灌田,民富国强,造就了“秦川自古帝王都”。可是到了民国时期,甘省、秦省等北方省份,由于经费不敷,无法改善水利设施,水利建设相当滞后。这些地区基本上仍沿用明清遗留下来的水利设施,而这些水利设施大多年久失修,或者渠口被堵,无法引水;或者渠道被砂石瓦砾掩埋,无法承载充足水量。这直接影响了农业生产,一些地方的农业灌溉,甚至不能达到清同治年间的水平,如秦省泉县的灌溉总面积,“昔盛时曾达一百四十七万亩,现在常年所灌者不及早年的七分之一”。一些农田耕地也因没有水可用,只能废弃。更严重的是,水利设施的年久失修致使秦省、甘省、宁夏等省份灾荒频仍,不是旱魃肆虐,就是洪涝泛滥,不是大雨大灾、小雨小灾,就是无雨旱灾、十年九荒,经济社会状况日趋恶化,百姓民不聊生。“秦、绥、甘、宁各省僻处边陲,雨量稀少,交通不便,近年旱灾频仍,颗粒无收。”正如时人所述,“年来朝野人士,莫不怵目灾害,兴怀饥溺”。国民政府曾对此作出深刻总结:“秦省曾患大旱,全由水利失修之故”。“兴修水利,较之其他各处及其他各项事业尤为迫切”。

  李仪祉对秦省水利早做了深入调查研究,哪里该挖渠那里该建设水库,他都心里有本账,要是他跑了,秦省抗旱能力就垮了一半。好在邓瑜真的把他追了回来,秦民有救了。西北军政委员会把推进农村合作社与兴修水利抗旱救灾紧密地结合了起来。

  面对北洋政府时期农村合作的私立秩序战略状态与农田水利建设的不济,社会各界倍感切肤之痛,迫切希望农村合作由无序走向有序,以助推农田水利建设之发展。而农村合作的有序发展必须依靠强势政府扭转这种无序混乱的私立秩序战略状态。社会渴望强有力政府的出现和干预,以引领农村信用合作事业走上健康有序发展的轨道,真正起到助推兴修农田水利、赈济灾民、拯救农村之作用。1926年,西北军政委员会入主长安,与北洋政府的孱弱截然不同,西北军政委员会自成立之日起,即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强势作风,成功将农村合作社的推行确立为边区核心战略,西北军政委员会随之在各村建立农业合作社,实行地租改革、土地改革,并通过农贷修筑大量农田水利工程,迎来农田水利建设的“黄金期”。

  确定农村合作事业由农业人民委员部管理。陆续颁布关于农村合作社的相关法律法规。1926年,西北军政委员会开办农业合作指导人员训练所,培养各级合作指导监察人员,待其训练结束即派往各省考察和监督合作社的进展状况。通过上述一系列政策措施,农村合作社事业逐渐被打上了“政府的烙印”,西北推行新县制,并要求各地合作社设置应与行政区划相一致,逐层设立县联合作社、乡(镇)合作社、保合作社(每保一社),甚至要求每家每户必须入社。这样,农村就普遍设立了乡镇合作社组织,并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合作社体系,与地方自治工作密切配合。至抗战爆发前,边区各地农村合作社,无论是社数、社员人数还是股金积累数,都呈稳步增长之势。

  有了农村合作社作为依托,农贷得以顺利发放,水利经费明显增加,大量水利工程得以兴修,农田水利建设总体呈上升之势,并迎来“黄金期”。

  如甘省省,在边区政府开发西北、复苏农村经济的过程中,水利建设被列为重中之重。在农贷资金的资助下,各县水利工程建设卓有成效,如皋兰兴建13条水渠,灌田达3万6千多亩;靖远兴建水渠9条,灌溉农田2万1千亩;武都兴建水渠5条,灌溉农田1万亩;海源兴建水渠7条,灌溉农田1.22万亩等。截至1932年,甘省各县兴建和完成了78条水利渠道,灌溉农田86.16万亩

  秦省的水利工程开展得更成功,在西北开发银行的大力支持下,解决了款源问题,使李仪祉的引泾计划得以实施。西北农业合作社贷款百万余元,于1926年开工建设泾惠渠,至1928年6月第一期工程完工通水,可灌地50万亩。旱灾开始后,西北农业合作社投入20万民工,以工代赈全力开渠,1929年第二期工程完工,扩灌至65万亩。泾惠渠的建成受益,成为诸夏国当时现代化水利工程之典范,在我国水利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泾惠渠竣工后,李仪祉辞去建设厅厅长,任省水利局局长,集中精力兴修水利,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的支持下,成立洛惠渠工程局。他栉风沐雨,不辞劳苦,亲自出马勘测设计,年基本修成了洛惠渠主体工程。年底又完成了渭惠渠一期工程。梅惠渠也于1934年开工,到1936年完成。他还亲赴陕南陕北考察,筹划了陕南汉惠渠、褒惠渠和陕北的定(无定河)惠渠。他制订了《秦省水利工程十年计划纲要》,筹划了关中八惠:泾惠、渭惠、洛惠、梅惠、黑惠、涝惠、沣惠、泔惠,计划在十年内水利惠及全省,使秦省成为一个模范农田水利区。至抗战前,泾渭洛梅四渠已初具规模,灌地180万亩,初步实现了“郑白宏愿”。

  在大修水利设施以工代赈的同时,西北边区从花旗国紧急购入了一批灌溉和打井机械,分发给各合作社用机械化手段灌溉和打深井抗旱,同时委托诸夏国内的机械英才们开发了自己的灌溉和打井机系列,很快在韩城开发区内设厂生产。

  农业合作化、兴修水利、使用化肥、引进灌溉和打井机械这是农业合作社抗旱救灾的四大手段,与此同时,边区政府早在26年就开始不断购进区外以至于海外的粮食,在各地设立备灾仓库,禁止了大烟的种植,对烟田采取措施作土地的翻新施肥等,力图回复地力重新种植粮食。1928年当确认旱灾来到时候,边区政府宣布了紧急状态:成立了西北救济署;农民们已经以合作社被单位被紧密组织了起来,旱田无法耕种的,被派去兴修铁路、公路、水利设施、开发区建筑、用机械打深井;1926-27年赶修的水利设施可以灌溉的水浇地则在永利化工或者合作社派出的农科员指导下,精耕细种,施加氮磷钾肥料,争取用提高亩产来弥补合作社其它遭灾土地的歉收。粮食施行了严格管制,全区施行粮食统购统销,发行了粮票;粮食的囤积被定义为刑事犯罪。军警密切武装巡逻,对违法犯罪者可以就地正法。

  我承认一些偏远地区,尤其是27年被土匪或军阀盘踞的地区,采取抗灾措施比较晚,出现了一些饿死人的现象,但是没有像历史上那样酿成大规模的饥荒,而且危急地区也很快得到了帮助。到了1931年底,我可以自豪地说,西北军民不仅靠自己的力量度过了百年一遇的大旱灾,而且按时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使西北成为八年抗战的基地奠定了工农业和交通运输的良好基础,如果把国民革命军西北纵队统一西北实现国民革命作为一部伟大的交响乐的话,那么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无疑是这部交响乐的完满结局,是火红的第五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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