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万户萧疏鬼唱歌

　　韩城开发区是西北边防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产物。

　　后来的诸夏国历史学家们，在谈到西北边防区战前的工业化进程时，都用长篇大论对西北军政委员会和后来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所主导的第一个与第二个五年计划进行了探讨。当时世界上只有西北边防区推出了五年计划，红色露西亚是在月才开始制订他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西北边防区责成西北开发设计委员会迅速完成该计划，该委员会不辱使命，于1928年初向西北军政委员会呈交了计划，并得到了批准。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份有关经济建设的指导性计划，虽然说是指导性，但是相当详细可行，其中列出的主要经济指标在年的计划期间都得到了完成。由于一五计划成功地帮助西北人民度过了百年一遇的旱灾，并为西北工业化打下了基础，1932年开始，西北又进入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一五计划把重点放在了大建交通基础设施、大修农田水利设施和备灾粮仓、大举勘探与开发矿产资源、设立开发区大规模招商引资建设基础工业这四大措施上，强调以粮为纲，抓纲治区。

　　一五计划期间，是我穿越后的一生中最紧张的时刻，因为对于民国十七年到民国十九年的西北大旱灾，我有前世的记忆，在银河系地球的民国历史上是这么写的：

　　旱灾作为西北地区最主要、最常见的自然灾害，往往使民众损失惨重。1929年陕西、甘肃遭受严重旱灾，受灾面积广泛，甘肃受灾53个县中，全县受灾的为36个，占到一半以上;其余17个县中，有15个县受灾范围在60%以上，只有酒泉和成县受灾范围稍微小一些，分别占全县面积的15%和35%。

　　陕西灾情也相当严重。陕西人把一年中一料未收称为饥年，两料未收称为荒年，连续三料未收称为年馑。而民国十八年年馑是三年六料基本未有收成。有人说是百年一遇，也有人说是三百年一遇。

　　实际上民国十八年年馑从民国十七年就开始了，据近代大量史志和报刊资料记载，民国17年（1928年）陕西始露旱情，夏季二麦歉收，秋未下种，冬麦亦无透雨下播。民国18年（1929年）全省旱象更加严重，春至秋滴雨未沾，井泉涸竭，泾、渭、汉、褒诸水断流，多年老树大半枯萎，春种愆期，夏季收成不过二成，秋季颗粒未登，饥荒大作，草根、树皮皆不可得，死者日众、殍满道旁、尸腐通衢、流离逃亡，难以数计。据当年9月5日陕西救灾委员会统计，在全省92个县中，发生旱灾的县达91个，除滨渭河各县略见青苗外，余均满目荒凉，尽成不毛之地。在91个灾县中，有特重灾县24个，重灾县27个，一般灾县15个，轻灾县25个。长安、武功、凤翔、扶风、乾县、岐山、眉县、兴平、咸阳、临潼、渭南、周至、蒲城、合阳、宝鸡、陇县、澄城、淳化、长武、褒城、礼泉等县为重灾区。全省940余万人口，饿死者达250万人，逃亡者约40万人，有20多万妇女被卖往河南、山西、北平、天津、山东等地。

　　1928年春末，旱象初起，全省几乎所有县区滴雨未降（当时陕西共有92县，无县不旱）。夏粮绝收，秋粮未能下种，连续两季颗粒无收。当时除少数殷实人家之外，绝大部分农家都很少存粮，一般都是“收一茬庄稼吃一季粮”。这样，在两季绝收的情况下，灾情于1928年秋便迅速蔓延开来。有道是：“地无余湿，屋鲜尽藏，赤地千里，万井封锁无烟”。“殷实之家，举室啼叽，中下各户，延颈待毙。”成千上万饥民，在田野上搜寻草根、树皮充饥。很多人四处拣集鸟粪，用水淘洗之后，挑食其中未完全消化的粮食颗粒。大荔、澄城韩城一带，少灾民吞食白土充饥（俗称观音土。一种质地很细的土壤粉末），食后不久即腹泻而死。耕牛骡马，宰杀无存，狗、猫，甚至老鼠，都成了灾民捕捉吞咽对象。至1928冬，灾情愈演愈烈。大批走投无路的灾民背乡离井，出外逃荒；数十万妇女儿童，被卖出省外；各地饿毙灾民的数字，成倍加番地往上增长；吞食人肉的惨剧也相继发生！1929年2月，当时的国民政府派卫生部长薛笃弼赴陕调查灾情，陕省主席宁哲元陪同薛察看了潼关、华县、渭南、临潼、三原、富平等县。“足迹所至，十室九空，遍地哀鸿，奄奄垂毙。”他们“每至一处，饥民攀辕卧辙，哀号乞食，”形同人间地狱。

　　在那场饥荒中，陕西省出逃灾民和被卖出妇女、儿童的总数，累计达78万余人。买卖妇女儿童在当时几乎成为一种合法的经营。各县县城包括省城西安在内，街道上公开设有人市市场。被卖儿童或妇女身插草标，明码标价。妇女价格每人二、三元不等，儿童格则要更低一些。当时粮价飞涨，小麦每斗价格在5-8元之间，凤翔岐山一带已涨至每斗12元。那些被卖妇女儿童的身价，尚不及斗麦的三分之一。很多妇女为了活命，只好自卖自身，分文不取，曾经秦腔戏文里唱到：“谁引我，紧相连，不要银子不要钱。”这种夸张的描述，竟然成了现实！

　　从山西、河南蜂拥而至的人贩子，成群结队地将低价收买到的大批妇女孺运出潼关，重利出售。陕西省政府曾通令各县禁贩人口、查拿人贩。但这种禁令实际只是官样文章，一纸空文。许多人贩手持的卖身文契，就是由当地的县府官吏代书代写的：“官府为此收费一元二元不等，该人贩持此文契，视为公然。”合阳县县长窦建章派其妻弟唐放民踞守夏阳渡，名为查拿人贩子，实则抽人头税。妇女每人过境需缴纳出省费10元于20元。当时关中通往潼关的大道上，饥民载途，哭声震野，许多妇女儿童，饿毙在出逃的途中。路旁的浅沟和田野里，饿殍随处可见。

　　绥边县一妇女，丈夫饿死在家中，她抱着刚满3岁的儿子丢在路旁的河滩上，自己只身奔逃。“儿子哭追于后，其母回身将儿子抱起抛搠河中，大恸而去。”礼泉县灾民王某，与妻带一子一女出逃。是夜与其他灾民共宿一破庙之中。夜半妻自卖自身，随另一灾民逃走，次日王觅妻不得，知有变，子女不见其母，大号。王愤怒甚，一手抱子，一手抱女，投田野枯井之中而亡。

　　于右任曾向国民党中央陈情陕西灾民的惨状，“省府新调查人口，统计每县约损失十之四，乡间房屋约损失十之六，树木约损失十之七，农村不特破产，无人烟者比比皆是，乡间学校完全毁坏，不入城市，不见学生。杨部师长冯钦哉、孙蔚如语我，部队入陕后，西路扶风、武功一带籍贯之兵士，以久役于外，请假回家省视，归后，不特不见父母，不见妻子，而且不见房屋，不见邻里者，不可胜计，多痛哭而返。此真天下之惨闻也。”南京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更是把正在遭受灾害的西北描绘得如人间地狱:“吾人甫入陕境，即觉凄惨阴森，一篇死气，接入眼帘者，非鸠形鹄面之灾黎，即纵横狼藉之死尸，触于耳鼓者，非啼饥号寒之哭声，即*待毙之哀鸣，行于乡则数十里不见人烟，鸡犬之声无闻，人于市唯见断垣残壁与瓦砾荒墟而已。盖过岁以来，富有者大都破产，中等之家，类多沦为乞丐，贫寒者量已死亡殆尽矣。东西道上，扶老携幼迁徙逃生者，络绎不绝，妇孺之被卖出境者多如过江之鲫。多已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求生不得转速求死，坠井投崖，不一而足，甚有隐药于食，毒毙全家者。以故死亡速率，日益加剧。所谓万人坑者，每县必设，积无数饿殍，弃置而纳于一坑，并裹尸之席亦无之。”甘肃境内“人民求食不得，甚至以人肉充饥。定西县竟有子食其母者，为空前未闻之惨闻。”灾害惨状可见一斑。据大公报记载:“道上有饿毙者甫行仆地，即被人碎割，血肉狼藉，甚至刨墓掘尸，割裂烹食。”“初则偷窃死尸，继则公然脔割，终则以婴儿、妇女的腿臂作腊肉，家居供食品，外出作干粮。各处税局翻检行客，常有人腿包裹其中。”

　　随便摘取当时民国报章实录

　　郿县之井沟村，有郭氏夫妇二人，因绝食日久，无法生活。适正月望后，有逃难出山者3人行抵该村，饥疲已甚。一人进郭家乞食，余皆在外等候。逾时不返，2人进入室内窥看，此人竟被郭氏夫妇缚于柱上，手由塞口吧刀斫伤头部，血流如注。两臂之肉，已割煮中。2人视之骇走，即狂奔槐芽镇向驻军报告。随即派队将郭氏夫妇拿回审问，该犯直言不讳云：食粮早绝，无以为生，已食死尸3具，活人两身，恳速枪决，免再受这饥饿之罪。又该县王村有杨姓者，亦因饥饿难忍，竟将一饿至奄奄待毙之人杀而食之。

　　《大公报》1929.4.9.

　　陕西亦有烹食儿童之事。故各县儿童不敢出户，防被人劫去烹食。

　　《申报》1929.4.28.

　　食人惨剧，愈演愈烈，犬鼠野性，更为上肴。一部分灾民，自民国十七年（1928年）秋季以来，恒以人肉充饥。初仅割食无名死尸，后虽家人父子之肉，亦能下咽。近则隐僻地方，往往捕食生人。

　　《大公报》1929.5.5.

　　陇县南七新庄柳姓一家，死亡殆尽，最后其父将其12岁的女儿吃了。花石岩地方亦有被吃死尸一具。

　　《大公报》1929.5.5.

　　以前报告饿毙者，尚多游手；近日死亡枕藉者，纯系良民。现在各县饿死者，每日2000人以上，且日复日有增加。

　　《大公报》1925.5.5.

　　陕灾情愈重：饿殍载道伏尸累累，春雨失时生机断绝。近日陕省饿毙之饥民，仅西安-隅日必数十人。市面死尸累累，触目皆是。赈务会每日接到灾民饿死照片，盈千累万。陇县铁佛寺去本有烟户60余家，现在绝户已10余家。房已拆完，死亡40余口；活埋妻者10余人；逃亡在外都20余口顺八渡以南，本有48户，现在仅剩8户。民食仅有苜蓿一种。真是民有菜色，面皮青肿。每斗麦价已涨至10元。

　　《大公报》1929.5.6.

　　救命！快请救命！陕西省城一隅，每晚至少饿死25人；重灾县城甚于省城者有46县，灾情重大如活地狱。

　　《申报》1929.5.8.

　　饿毙之数，至足惊人。岐山一县，即饿毙近4万人。据红会报告，至本年5月间，陕人饿死者，已达40万人。

　　《大公报》.10.

　　灾荒使得人口数量急剧减少,由于频繁自然灾害的打击,超过了百姓自身的抵御能力,因而造成大量人口饿死、病死;许多人被迫背井离乡,逃荒乞食;大量人口被卖他乡,使得人口数量锐减。据统计,在三年(1928-1931)灾荒中,陕西原有1300万人口,因饥饿而死或死于瘟疫者,高达300多万。8另据《天水县志》记载:“1929年秋发生瘟疫,四乡共死2171人,城内死300余人;1932年6月发生虎疫(霍乱),城乡死230余人。”据1928-1930年旱灾之后，陕甘两省凡被灾地区均有土地抛荒情况。据1917年的调查，陕西省全省荒地共计1543190亩;经历此次旱灾之后，荒地增加到300余万亩，“较灾前几乎多出两倍有半”。及至1933年，渭河两岸还有16万亩无人耕种的荒地。又据西北灾荒视察团报告，大灾之后“因无麦种，田未耕者十有八九”，关中大地“赤地连叶，一望无垠，欲种无籽，欲耕无畜，大好美田，今己变为荒土”。又有调查指出，“最近三年的大旱，关中道素称繁富之县如咸阳、兴平、礼泉、武功、乾县等，都是赤地千里”。据1931年调查，陕西被灾地区荒弃的土地少则占30%，多则全部抛荒。如陇县、榆林、蓝田、紫阳、永寿占100%(未下种)，周至占95%，礼泉90%，武功、扶风、华县占80%，大荔占75%,澄城占70%，韩城占65%，兴平、岐山、白水等占50%，三原、临撞占40%，咸阳占30%。灾后甘肃也有大面积抛荒，民国“十八年旱灾，活活饿死者，几达半数，今田地荒芜，年甚一年。一面固由于人口之稀少，他面则由于耕种资本之缺乏”。陇东环县、合水等地，往往四五十里始有三五人家，“土地荒芜极多”。据甘肃省建设厅调查，灾后甘肃荒地面积达1747.2万亩，一方面是“民十六、十七、十八三年的旱灾并匪乱战事种种，实为使山地耕种者日渐减少”;另一方面“负担加重的普遍化，耕种出售其田不可得，于是只有抛弃之，任其荒芜”。是什么原因导致灾后大量土地抛荒？民国时期学者认为:“(1)人多死亡，未死者亦多弃地而走；(2)缺乏籽种，灾民日求一饱且不可得，无有多余的种籽播在地上；(3)牲畜全无，灾荒中农民多将牲畜屠宰售卖，兵匪拉畜不择牛羊驴骡，所过则空；(4)当下种时正值军兴，人民逃避他处，置耕地于不顾；（5）麦出土时蝗犹未死，致多被噬食”

　　灾害发生后在经济方面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农村经济破败,生活环境恶化。本来在民国时期这个动荡的年代里,许多人的生活本来就不好过,万一再遇上灾荒,那状况就更加困难了。许多人为了活下去,在吃光所有能吃的东西后,不得不连种子也吃掉,这样一来,农业生产也会受到重创。轻时减产,歉收,重时则会颗粒无收。加之耕牛的大量减少和土地的相对集中,大批的土地脱离农民手中,转而集中到富有阶级手中,地价很快便跌到惊人的程度。

　　面对如此人间惨剧，事后近百年中人们一直在寻找原因。天灾当然是首要原因，然而人祸却也有不可逃脱的责任。民国时期的学者认为灌溉不利，遇到旱灾使受灾地区颗粒无收，是导致“人相食”的根本原因。“在一切天灾中，旱灾要算是西北顶重要的了。因为在西北虽有黄、渭、泾、洮诸河流，然因灌溉工事的不良(简直是没有灌溉技术之可言)，所以虽有许多平原沃壤，如陕西之平原，乃因缺乏河流，且有河流，亦不能利用科学方法，灌溉旱田，故无数良田因缺乏雨水之故，致全数枯萎。”这个原因被当时国民政府经济部长总结为:“尝记民国十八年，陕西曾患大旱，相传死亡者达百万人，此极惨之事，全由水利失修之故”。“兴修水利，较之其他各处及其他各项事业尤为迫切”。民国时期，关中原有的古代水利设施绝大多数已废毁，杨虎城和李仪祉新修的水利工程或未竣工，或难以发挥效益，关中绝大多数农田已经退化成靠天吃饭的旱田。以民国38年的东府为例，华县有耕地46.69万亩，可灌农田仅1.21万亩；渭南县万亩耕地中只有1.37万亩水浇地，大县大荔耕地面积为万亩，水地仅有4万亩。可见关中地区水田仅占全部耕地的1~2％。如此微不足道的水田比例，若遭遇大旱只能仰天长叹了。值得一提的是，水泵技术在当时尚未得到运用。由电力驱动的水泵要比人工汲水效率高得多，提取地下水以弥补降水量是现代普遍的抗旱手段。而在当时，由于渭河干涸泉水枯竭，地下水位急剧下降，导致大多数水井干枯见底。在没有任何现代勘探技术和机械技术的条件下，挖掘深水井费时费力且危险，成功率也不高。即使挖掘成功，极低的水位只能使用辘轳摇水，汲水实属不易。干旱到极点时，人畜饮水都困难，更不用说以水浇地了。

　　第二个人祸就是地方军阀横征暴敛。20世纪二三十年代灾荒最严重的时候，正是冯玉祥的国民军盘踞陕甘时期，冯氏为积聚势力，扩充军队。这些庞大的军费开支，主要依赖于向民间征取。据统计，年，陕西92个县中，73个县有兵差负担，占79.3%;甘肃66个县中，51个县有兵差负担，占77.2%。陕西自1918年后，“军人专政，军务浩繁，财政因之紊乱。地方任意摊派，藩篱一破，而征收无度矣。演至十六七年，地方浮摊滥派，往往按月附加，几于不可究话。十八年……饥谨仍频，兵祸接连，搜粟拉差，无所不用其极。损失车辆，不可胜计，流亡载道，而农村破产矣”1928年，在陕西关中负担兵差的29个县中，仅小麦一项，平均达到地丁正税的97%，其中15个县的兵差小麦量远远超过地丁正税，商县等承担的兵差小麦量超过地丁正税的一倍以上。同时甘肃的征兵、差役、杂项等负担也十分沉重。如在1927-1931年间，甘肃榆中征兵2000人，骡马578匹，大车390辆;定西征兵3600人，粮株费300万元，摊款5万元;甘谷征兵2000人，摊款280010元，征发粮株费32万元。1930年，陕北绥德县第五区征收正款1550元，附加办公费、印花附加、地亩捐、门牌捐、杂税等6771.8元，是正税的4.4倍。汉中田地，“不问种什么，每亩要纳三元半的田亩捐和十二元的特别捐，最上等的田刚可还税，中下之田是不足以供捐税之支。军阀把所有的费用都转嫁给陕甘民众，正如于右任所言:“事实证明，方知野心军人只管扩充势力，穷兵默武，不顾民生。’心在军阀的横征暴敛下，陕甘地区传统的各种防灾和救济设施，如省仓、府仓、县仓以及民间村仓、义仓等，“早被一般军阀摧毁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沉重的捐税是导致社会经济变化的又一因素。此次大旱灾发生前后，也是陕甘居民负担捐税最重的时候。据统计，甘肃征收捐税34种，陕西各种杂捐达33种。各省开支浩繁，省库空虚，地方军阀为了巩固地盘，购买武器和作战需要，强行预征田赋。甘肃各地普遍预征1年，陕西预征2至7年⑥。据乾县地方志记载:“民国十四年，豫陕构怨，军需浩繁，竟开借征之端，本年征完，则预借明年，明年征完，则预借后年。辗转预借，自十七年，而田赋己征至二十一年矣!当十八年开征时，直将从前预借征过之四年田赋四五十万元，一笔勾销，从新重征。大军仍频，又值饥谨连年，本境饿砰遍地，竟不惜残民以逞。”渭南北闰村预征3年以上，大上庄村1929年预征到1932年，征完之后又从1929年起征。勉县、宁强预征7年，从1931年3月预征到1938年。

　　第三个人祸就是婴粟的种植，排挤了种植粮食作物的土地，导致灾后粮荒的出现。陕甘两省婴粟种植始于清朝，北洋政府时期地方军阀为了增加收入，大开烟禁，以征收“烟亩罚款”，导致婴粟种植面积越来越广。陕西1928年大灾之后，以“善后专款”之名，勒种鸦片，各县种植面积，最高占地90%，最低亦占30%。甘肃自1922年烟禁大开后，婴粟种植日益增多，最高时占到全省农作物总值的90%。甘肃的鸦片税是笔大宗收入，对于财政拮据的冯玉祥来说，这是梦寐以求的。因此，冯玉祥的国民军到了甘肃后依然如法炮制，强迫农民种烟，借以征收烟亩罚款。以致烟田占到全省农田的四分之三，鸦片产额占农作物产值的90%。婴粟种植的猖撅，是以大量侵占耕地和排挤谷物为代价的，其结果必然导致粮食作物的进一步萎缩。如陕西“因为农田多重了鸦片，所以谷之出产反较稀少。面粉之价值，较之数年前，激增不己”。尤其陕西关中平原，本为产粮之地，却因烟田扩大，粮田减少，使其“变为连年缺粮地区”，导致“每值春季，便闹饥荒，农民殆皆仰给于四川、湖北、湖南、河南、山西等邻省运粮接济，以资度活”。造成饥荒的根本原因在于婴粟种植，诚如时人所言，陕、豫、甘三省之所以发生重大灾荒:“究其原因，实为三省土地，择其肥沃者，多栽种鸦片，以致农产减少，粮食缺乏。”婴粟大面积种植，导致粮食种植面积减少，农村没有粮食积储，一旦大灾到来，农民自然难以应对。

　　第四个人祸政治腐败动荡。政府既无力提前警告，又无力灾后施救。民间不少富户豪强囤积居奇，不仅见死不救，反而大发国难财。老政府和新政府都缺乏有力的备灾备荒准备，无法进行有效的应对。更有甚者，旱灾期间蒋冯大战，南京国民政府认为救灾就是助冯，不仅作为中央政府不给任何救济，还吓得江浙民间人士也不敢出手救助。冯军则出于军事原因隔断了平汉路和陇海路交通，致使陕西与外界隔绝，无法得到粮食支援。

　　第五个人祸就是交通困难。民国十八年时，陇海铁路尚未修到西安，连年战争也使铁路运力极低。汽车和公路在当时尚属新鲜事物，公路建设刚刚起步，且是土路，也不存在全国性的公路网。汽车刚刚出现在洋人的租界，汽车作为运输工具在当时中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为全部进口的汽车和汽油实在是太昂贵和太奢侈了。当时的运输工具主要靠船和马车，河道干涸使船无法行驶；马车运输因为本身消耗大，效率极低，而且兵荒马乱，抓夫派差，使民间运输几乎断绝。地方势力的武装割据也使交通阻隔。交通困难一则使难民无法逃离灾区获得救助，二则使赈灾救助无法及时送到灾民手中。据当时的记录，往关中运去一石米的路费竟然要花费10石米，如此高昂的交通成本也是造成灾荒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既然来到了蜜儿克星系的蔚蓝星球，就不能让这种悲剧重演，仅仅靠我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我召集了民国二十年代的各界精英们，用我的前瞻能力，给出了结合工业化建设与防备超级大旱灾的总体思路，集体的智慧是无穷的，一五计划挽救了西北几百万人，也挽救了未来抗战的基地，也就是挽救了诸夏国，有关西北军民团结一致，抗旱救灾的文献纪录和研究文章汗牛充栋，在这里我只需要指出一点就是了，秦省的户籍人口在1927年统计为年底完成五年计划基本战胜旱灾时的户籍人口增加到了135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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