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八章南风喃之十

　　八月十三日深夜，南京石婆婆巷附近的参谋本部灯火通明。参谋本部在一栋灰色的两层小楼里，楼最初建于1923年，占地面积533平方米，建筑面积1066平米。

　　1923年正值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当时江苏的军政大权均由江苏督军齐燮元掌握。齐燮元在1922年7月4日，以江苏督军兼陆军第6师师长的身份被北洋政府授为宁武将军；月14日，再次以苏皖赣巡阅使兼江苏督军的身份被授为宁武上将军。此时的齐燮元，可说是如日中天，正虎视眈眈，想要发起江浙战争。这栋C字形小楼，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诞生的。

　　国民政府入主南京后，这栋楼成为军令部和参谋本部所在地。此时此刻，参谋本部戒备森严，因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常凯申委员长大驾亲临，他与新成立的中西空指就南风行动要作会议，可是，在开会前，常凯申却在大发脾气，原因是是他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办了蠢事，他犹豫不决错失了在江阴封锁线歼灭日军舰队的计划。

　　江阴封锁线计划是中国海军用牺牲自己为代价换取封锁日舰于长江的一个拼命行动。当时中国海军只有四十余艘舰艇，5万多吨总排水量，而日本当时已是仅次于英美两国的世界海军第三大国，拥有110万吨排水量的舰艇，而我兵力不足敌国海军的1/20，要想拒敌于外海，殊属难能，唯一可能的选择，是在长江流域进行水道堵塞或要塞岸防，以阻敌溯江西进，犯我国都及中游腹地。建立封锁线的构想初步形成。

　　这计划是由国民党海军部部长陈绍宽上将与海军部政务次长兼第一舰队司令陈季良共同提出的。根据军事情报：日海军司令长谷川清，连日来不断派出各型舰艇，深入到长江的芜湖、九江、武汉等地，意在刺探情报，收集水文航道资料，似是为其下一步作战作准备。目前进入长江的这类舰只已达60余艘，包括一艘9000吨级巡洋舰等等。陈绍宽认为：加上长江上原有的敌舰已达70余艘。倘能堵住长江，关起门来打狗，打他个措手不及，那可是有力抗击日寇侵略、为甲午海战中壮烈捐躯的海军先辈们报仇雪恨的一次难得机会啊！

　　中国海军很自然地选择了江阴，距上海100多公里，河床浅、江面窄，沿岸有要塞炮台，最宜堵截。出于保卫首都南京的需要，他设想海军的主战场应在南京下游的江阴一线。集现有的第一、第二舰队为一个集团军，集中部防江阴，封锁江阴航道，配合陆上友军拱卫首都，保卫我长江运输线。

　　这样一举两得，一是可以把长江中上游的敌舰关门打狗，二是当敌进攻上海时，可防止敌分兵在上海之上游的长江段登陆，对上海实行“抄老底”的钳形包围，而这恰恰是日本海军的惯伎。海军对日作战的整体方案：封江堵塞，主动出击。常凯申虽然不懂海军，也看得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计划。这么个近乎“自杀”的主意，他心里不禁有点酸楚，只说了个“很好，很好”。之后，两位将军多次催促蒋下达“沉船封江”的命令，但常总以陆军尚未部署妥当为由，迟迟不下达。

　　可是就是这么一个玉石俱焚的计划，也被日本间谍探知了。“构筑江阴封锁线”的军事机密被时任行政院主任秘书黄浚父子泄露，1937年8月9日,在长江中上游沿线包括在南京、九江、武汉、宜昌、重庆等各港口行驶与停泊的约20多艘日本军舰和商船,突然全部冲过江阴江面向长江下游疾驶。与此同时,南京、武汉、重庆等地的日本侨民也都突然全部停止一切活动,随日本商船匆忙下撤，汉口很多日本侨民离开的时候还在吃饭，热乎乎的饭菜就那么原封不动地留在了桌上。

　　因为就在几天前,常凯申曾召集“军委会”的高级将领开了一个非常机密的军事会议。会上,讨论通过了为防止日军占领华北后,直插山西、陕西、四川,然后从长江上游包抄国民政府的大后方,决定派海军封锁江阴要塞江面。如此重大的军事行动还未实施就流了产。这突然的变故,自然让常凯申目瞪口呆。

　　中国军事情报机构很快锁定了泄密者，就是黄浚，他1891年生于福建一个官员家庭，父亲黄彦鸿进士出身，当过多年京官。1903年，黄浚进入京师译学馆学习日文，后留学日本，回国后在北洋政府供职，先后在陆军部、交通部、财政部担任科员和参事，梁启超任段祺瑞内阁财政总长时，黄浚深得梁的器重，被选为秘书。北伐胜利后，黄浚由福建同乡、国民党元老林森引荐，到南京政府做事。黄浚留学日本期间，结识了很多日本朋友，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况都十分熟悉，用今天的话说是个知日派。1932年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后，延揽对日交涉人才，黄浚因熟悉日本情况而受重用，被汪精卫揽入自己的幕僚班子，担任了行政院机要秘书一职。

　　黄浚的生活非常奢华，经常请客、打牌，出手阔绰，在北京时就是八大胡同的常客，还娶了名妓梁翠芬为妾。曾任周佛海秘书的孙曜东在《浮世万象》中回忆说：“梁翠芬长相类似孟小冬，身段比孟小冬还要好。”黄浚去南京时携梁翠芬同往，绝色美人陪伴左右，加之生活豪奢，缺钱是必然的事了。据说为了赚钱，黄浚还为很多报纸撰写稿件，那些报纸都为他开出了极高的稿酬。《浮世万象》记载了黄浚的一桩轶事，说他为人代写寿文，每篇收费500大洋，这在当时可是一个天价，一名小学教员的全年收入也不过200大洋。

　　日本人很快发现了黄浚的弱点，在金钱诱惑下，黄浚很快就下水了。旅居上海的英国人柯林斯曾这样描述日本人获取情报的手段：“他们就像到市场采购物品那样随便和容易，发现合适的目标后，就想办法接近猎物，*裸地用金钱勾引。”

　　与黄浚保持联系的是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须磨弥吉郎是一名披着外交官外衣的资深间谍，年任日本驻南京总领事，经常以拉拢、渗透等手段刺探国民政府的核心机密，黄浚就是他手中的一张王牌。

　　为了向须磨弥吉郎提供更多有价值的情报，黄浚经常向同事和朋友打探消息，还把自己在外交部的儿子黄晟和参谋总部、军政部、海军部的许多同乡、好友也拉下了水。黄浚被捕后，陈克文在1937年8月12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同事黄秘书秋岳闻以间谍罪疑于昨日被逮，消息今午始泄于外。黄平日喜弄笔墨，喜打听消息，尤喜以消息灵通者自诩。彼是否通敌，虽不敢必，即此一端，识者已早知其将取祸矣。”

　　然而让常凯申自责的，是他自己也要对错失战机负责。即使有汉奸告密，但日军在长江的第11战队向上海集结是早有计划的，也是日军任何一个舰队司令在当时形势下为了作战所必然采取的行动。从长江上、中游撤至上海，要航行数日。在此期间，军事委员会每日都接到各地军政机关关于日舰行动的报告，并非不了解情况，关键是军事委员会决策人物常凯申尚未定下拦截的决心。当时中国海军第1、第2舰队及电雷学校共有70余艘舰艇集结在湖口、江阴待命，因无命令，只得眼看着日舰从自己炮口下驶走。日舰艇8月9日就已到达上海，军事委员会11日才下达于12日封锁江阴航道的命令，并通知了上海各国领事馆，13日才下达于14日开始攻击日军的命令。所以将长江日舰安然撤走的责任推给一个汉奸，对军事委员会传出这一说法而言，不无掩盖事实、推脱责任之嫌。别人心里不明白，常凯申自己却无法欺骗自己。

　　当日舰出逃后，陈绍宽才接到蒋介石“沉船封江”的命令，他不无痛心地说：“晚了，早下令一天就不会这么惨了！”副官问他：“现在还要沉船封江吗？”他说：“照样封锁长江，以打破敌人陆海军联合作战的企图。如果我们不在江阴堵塞拦截，吴淞口的敌舰一天就能抵达南京下关。”

　　8月7日，陈绍宽在海军部召见已确定作为沉船的各舰舰长。那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几乎每一位舰长，一听说舰将被沉，就忍不住哭起来……士兵也是如此。8月12日，陈绍宽和陈季良在“宁海”旗舰上下令实施“沉船封江”。感人一幕的是：一位在“通济”练习舰服役多年的老水兵对军舰怀有深厚的感情，不肯离舰，决心与军舰一起下沉锁江，没人能说服他。陈绍宽对他说：“那好，我和你一道，咱俩谁也不回头！”老水兵说：“不，司令你不能沉江，你还要带领兵将打鬼子”，陈绍宽说：“我的兵在哪啊！如果都像你这样赌气自尽，我指挥谁去打日本？”“好兄弟，等抗日战争胜利，我陈绍宽一定带领你们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最后终于说服了他，与军舰痛别。据统计，为“构筑江阴封锁线”共沉军舰12艘，征集来的商船23艘，码头船8艘，共43艘，64000吨；填巨石3000多立方，碎石65000多担。

　　当八月十三日，常凯申终于放弃了和平最后一线期望，给中国海陆空军下达了淞沪会战命令后，他的心情是沉重的。从北伐后期的济南惨案开始，他就认识到日本帝国以中国为敌的政策难以改变，九一八事变后，他引咎辞职，可是日本人继续紧逼，发动了一二八事变，常凯申没有完成对日战争准备，只好继续忍辱负重。

　　东北三千万同胞成了亡国奴，无数国人几年来为此唾骂他，甚至他的基本盘，黄埔学生们也对此耿耿于怀，黄埔一期的桂永清是他的十三太保之一，极力吹捧常凯申。他经常说：“德国出了一个希特勒，使德国复兴。中国有了我们蒋校长，只要大家一致拥护，中国必可复兴。”就是这么一个马屁精，遇到东北同胞的时候也是内疚到痛哭流涕，悲不自胜。

　　1935年，蒋介石举行中国童子军大检阅仪式，桂永清担任检阅长。当他巡视到满州代表队时，一群孩子无精打采、军容不整、人数稀少，甚为苍凉。顿时，桂永清的脑海里浮现满州沦陷的惨景，整个东北都在日本的铁蹄蹂躏之下，不觉中，他泪如泉涌，一发不可收拾，竟失声痛哭起来。很快有人报告常凯申，常凯申内心的痛苦也不比桂永清轻多少，他眼睛湿润，走到满州代表队之前，予以勉励。那些孩子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立时哭声一片。事后，常凯申感慨地对部下说：“永清真乃黄埔之楷模！”

　　从九一八后，常凯申唯一能安慰自己良心和全国人民的就是这份痛苦和屈辱不是没有意义的，国民政府是为了争取时间，训练抗日军队，建立国防工业，储备军用物资。可是中国在准备，日本也在准备，而且日本的工业基础使得他们对战争的准备能够更快更顺利。而且中国还有一轮又一轮的内战在不断地吞噬着国家的元气和实力。

　　三七年初，随着张杨兵变的和平解决，常凯申终于可以集中精力准备抗战了，然而日本人也机敏地加快了侵略步伐。常凯申很清楚中国没有准备好，所以他尽力争取列强的支持，甚至不惜用在自己的财源地上海开战来胁迫英美介入中日冲突，也正是清楚中国的弱小，常凯申想尽量把战争局限在平津、华北，最好是上海能够在开战前就得到英美干涉，所以他迟迟没有下达封锁江阴与日本海军全面开战的命令。

　　他的一番苦心，换来的是日海军炮击吴淞，日本海军陆战队全面攻击闸北，就在今天，经过冗长的最高军事会议后，军事委员会下达了在上海全面开战的命令。事已至此，那些逃脱的日本战舰将炮口对准了淞沪战场的中国军队，将带来破坏和死亡，而本可以在江阴一战与日本舰队同归于尽的中国战舰，将不得自沉江底，中国陆海军的巨大牺牲，没有能换来本应换来的抗战首胜，想到这一点，常凯申就觉得无比憋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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