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牧野鹰扬之三
我又给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我是这个时代很少有的苏格兰威士忌的拥趸,尤其是当我保持我穿越前的口味,喜欢JohnnieWalker调制的12年陈酒黑方,更是这个年代独特的一道风景线。那四位对我的长篇大论听到入神,都忘了杯中酒了,看到我倒酒,也都大大地喝了几口,放佛这样能够缓解他们紧张的思索似的。
我喝了口威士忌,继续缓缓道来:“昭和以后的日本,基本是不是一个有军队的国家,而是两支共同拥有一个国家的军队:日本陆军和日本海军。他们竞相争夺预算、人力、物力,根本不考虑国家存亡和国民生命(包括日本自己的和其它所有国家的),在陆海军内部,谁能争夺到更多的人、财、物,谁就能出人头地,为了多一千万日元的军费,他们敢把靖国神社拆了,为了一个亿日元的军费,他们敢对全世界开战。
站在这两个怪兽背后的,就是裕仁和他皇族的野心家们。永田铁山就是1921年裕仁作为皇太子访问欧洲时候,由裕仁的叔祖闲院宫载仁亲王介绍给裕仁的。载仁生于1865年,是法国圣西尔军校毕业生,日俄战争期间,他作为骑兵指挥官,立下了战功。后来先后任第一师团和近卫师团师团长,1919年成为元帅,是个有实战经验的老骑兵。正是这个对日本陆军情况了如指掌的载仁,帮裕仁规划了利用永田铁山等当时青年军官,打破山县有朋等元老军阀对陆军的控制,裕仁也在九一八事变后,月,赶走了山县有朋的长州藩最后的盟友宇垣一成留下的陆相南次郎和陆军总参谋长金谷范三,把载仁扶上了陆军总参谋长的大位,同于1932年2月就任海军军令部总长的伏见宫博恭王一起,代表天皇在幕后操纵陆海军。在日本历史上,这两个把控陆海军作战指挥权的要害职务,从没有被两个皇族拿在手里过,这种奇特现象出现的唯一解释,就是裕仁才是九一八以及现在华北可能发生的战争背后黑手。
号称宪政的日本弄出了两个皇族司令,已经把天皇独裁好战的本色显露无疑,更过分的事情发生在一个多月前,裕仁又把内阁首相也换成了自己的跟屁虫:近卫文麿(),月12日,近卫文麿出生在东京的显赫贵族家庭。
近卫文麿枉为贵族后裔,对日本陆军却是一副奴才相。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九一八事变,敲响对外侵略扩张的战鼓。近卫对日本军人的做法极为赞赏,他在《元老重臣与我》中声称,少壮军人在“满洲事变以来所推进的方向,是我日本必须走的命运之路”。反对日本元老西园寺主张的等军人冷静下来的协调外交。
1934年他又一次听取石川县警察头面饭田副次的汇报之后,恣意批评政党政治。当饭田反映由于政党无能,腐败和对时局缺乏认识,国民和军官都忍无可忍时,近卫立即评论说“政党、议会都起不了作用,:”军人发怒是难免的。:“为拯救今天的日本,必须打倒议会主义。”这种胡言乱语,如果是发生在英美这种国家,选民早让他吃不了兜着走了,即使是苏德这样的集权国家,也会严刑峻法对待企图干涉政治的军人,没有哪个神经正常的政治家会这样自掘坟墓,鼓吹军人干政乃至政变的。可偏偏在以脱亚入欧自诩的泥轰帝国,1937年7月7日的当朝首相,就敢公开鼓吹军人造反有理,宪法规定的议会应该打倒,为什么?因为近卫文麿是皇室的走狗,日本的真正的政治家老的老死的死,剩下的都是认清形势,对被野心和贪欲蒙住了眼睛的日本皇室及其陆海军摇尾乞怜的杂碎。其实我不该这么愤怒的,倭寇就是因为有这些人在高位,才会自寻死路;倭国国民对这些杂碎的浅陋卑鄙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跟随他们奔向黄泉,这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只是在他们灭亡之前,由于他们的贪婪,反而要无辜的中国人民付出代价,这是上天不公道的地方。你们看,今天,1937年7月7日,日本军政头目都已经是秉承裕仁意志的木偶了。而裕仁的意志是什么?搞经济?第一全世界都没有从1929年经济危机中解脱出来,贫瘠缺乏资源的日本更是毫无振兴希望。第二裕仁及其手下根本不是搞建设的料。第三天皇干搞经济建设的事儿没有权利也就没有功劳,那活儿是内阁的事儿,按明治宪法规定,天皇只有对军队的统帅权。裕仁想要有所作为,只有通过战争来体现。
所以这是一笔肮脏的交易,裕仁通过扶持永田铁山、东条英机这帮当年的陆军愤青,控制住了陆军,从一个娶老婆都要看山县有朋脸色的高中生,变成了真正的独裁者;但是,日本陆军这个利益集团,这条疯狗,不是那么好满足的,裕仁就用举国的资源和国民的性命作为交换,把对外侵略作为肉包子扔给了日本陆海军这两条疯狗。
九一八是这场利益交换的起点,永田铁山为首的统制派,利用石原莞尔的军事能力,成功地夺取了我们的东三省,从而声名大噪;而在国内,裕仁也利用九一八的成功和统制派的羽翼丰满,把长州藩最后遗留的南次郎和金谷范三以对华侵略不力名义赶走,用皇族控制了陆海军。
而今年,通过一个多月前近卫文麿的上台,裕仁已经把可能妨碍陆海军侵华的最后一个保险也打开了,日本的内阁不会对陆海军的侵略做任何限制了,现在整个日本就像一支子弹上膛,保险打开的枪,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牵动它的扳机。
我刚才谈的,是从你们不熟悉的日本军国主义的演进角度谈为什么到现在民国二十六年,是最有全面抗战必然爆发的一年,军事角度上我们司令部平时的一系列情报分析和参谋推演作业你们都参与了,相信你们都有自己的判断。”还是许谨生反应快,他点头说道:“最明显的是去年(1936年)下半年日军对华北的所谓中国驻屯军增兵迅速,从五月份的三千零九十人,剧增到十一月份的一万二千五百人。主要增加了北平市内、丰台、天津海光寺东子局的部队。现在北平市内有四千驻军,配备了化学武器大队,丰台有二千人,配备山炮二门及摩托化部队。在包括平津的华北驻军是辛丑条约给八国联军国家的权力,驻军数量没有上限,是由条约国会议协调,日军利用这点,以中国驻屯军的名义在北宁线城市大量驻军,与我军形成犬牙交错之形态。到今天,北平从东北南三个方面基本被日伪军包围了,冀东是殷汝耕的伪政权,北面是热河的关东军和伪军,南面是日本丰台的大量驻军,西面有察北的大量伪军,而平津乃至于山海关,都有大量中国驻屯军,北平的二十九军之冯治安部,仅仅通过西南的卢沟桥与河北有联系,一旦卢沟桥被日军占领,北平我军就基本上被切断合围了。”我说:“谨生说的对,其实从军事角度来看,北平、天津已经无法固守,我军就算抵抗,其军事意义也远小于政治意义,可以说,一旦开战,日军攻克平津是必然的;核心问题是,攻克平津后,日本陆军会否就此罢手?我们都是军人,军事地理学是基本功,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北平是中国北方国防的最重点,因为东北西南走向的太行山在北平与西北东南走向的燕山交汇,太行山隔断了中国东西,燕山则隔断了东北和华北,这两座山脉也构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传统的战争争夺线,北平实在是两线的焦点。历史上东北少数民族政权欲入侵中原,必须先占领北平,因为占据北平后,就等于控制了燕山各隘口,北平向南,直到黄河,中原政权无险可守,整个华北等于落入囊中。故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后,整个宋朝都被北方的辽金反复压制,以至于一再亡国,汉族政权要花去四百多年的时间才由徐达收复北平。同理,终明一代,天子守北平,也是因为北平太重要了,后来满清多次入关,从崇祯二年骚扰到崇祯十七年,但没攻下北平都无法立足,老老实实退回关外喝冷风。后来吴三桂献出山海关,满清一举拿下北平,随后横扫全国,灭亡汉族政权,易如反掌,就是因为北平的战略势能实在太大,在中国军事地理上的权重无别处可比。我们看到的,日本参谋本部那帮人也看得到。我不认为他们会放弃这一建功立业,拓土封疆的千载良机。所以日军攻克平津后,”说到这里,我看了眼许谨生,:“许参谋高见呢?”
许谨生嘿嘿一乐,说道:“攻克平津后,首先要扫荡察哈尔我军,因为察哈尔的刘汝明部和可能北调的中央军汤恩伯部,都可能从南口威胁北平日军后侧。根据日军作战特点,除了北平日军会以一部北上与我军争夺南口外,关东军还会从张北方向突破野狐岭,进攻张家口,这就会形成我军抄北平敌人后路,敌人又从张家口抄我军后路的有趣局面。对刘汝明部的战斗力,我真心不看好,除非中央军能以重兵进入察哈尔对张北方向日军实施反攻,那么察哈尔我军势必崩溃,牵连南口我军一起撤退。如果日军能够逼退察哈尔我军的话,下一步不外乎沿着平汉路和津浦路两路南进,这样才能有足够粮弹汽油喂饱他们的重型部队。至于他们要打到哪里才住手?只有天知道,因为华北平原很适合日军发挥他们在战车、重炮、航空兵方面的优势,而中央能够投入华北作战的各部队,缺乏榴弹炮、战防炮、高射炮等装备,从训练上也差日军几条街,守不住的。我们西北边防军曾经反复推演过平原地带对日本陆军在航空兵掩护下的步炮坦联合突击进行防御,得出的结论是最低限度下,防御方步兵师每公里正面战防炮密度是3门,高射机枪3挺,且步兵师必须配备一个高射炮营;每个步兵师防御正面最大为8公里。那么如果中央军想在保定到津南一线200公里战线上挡住日军的话,至少要投入25个我们这种编制的步兵师,且需要另外10个师的预备队,这单从兵力上讲对中央军就是不可完成的任务,更何况他们每个步兵师根本就没有战防炮和高射炮。”
听到这里,最近一直和许谨生抬杠上瘾的巴格拉米扬忽然用俄语插话了:“中央军可以干脆退过黄河以南,然后炸堤坝,就像你们老说那个什么三国小说里讲的,水淹很多军队。”李兴中笑着翻译了,许谨生瞟了巴格拉米扬一眼,说道:“那是水淹七军,不是很多军,那样做我们要牺牲很多平民,如果不是万分危急,一定不能这么做,政治上经济上损失太大了。”巴格拉米扬耸耸肩膀说:“你们南京政府可不一定这么仁慈,被逼急了他们还顾得上什么老百姓?资产阶级政府嘛,才不顾无产阶级死活,再说,他们可以栽赃给日本人,而且退一万步说,就算被发现了,他们还可以辩解说:我们不决堤日本人也迟早去挖开大堤淹我们。”许谨生大怒:“我们中国人不会那么没人性。”陈长捷和李兴中都轻轻摇了摇头。
我听了默默无言,心想伊万赫里斯托福罗维奇还真说对了,真实历史就是这么发生的,兰封战役失利后,常凯申眼看日军纵横中原平原无法阻挡,命令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奔腾的黄河水终于挡住了日军的步伐,可是豫皖苏几百万人民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根据月国民政府深入豫皖苏泛区进行的灾情调查结果显示:“河南黄泛20个县截止到1944年底,共淹毙人口325037人,逃亡人口约631070人。”这仅仅是河南一省的损失,如果加上江苏和安徽的话,直接被淹死的人数当在五十万以上,受灾人口在400万以上。国民政府《豫省灾况纪实》如此勾勒出黄泛区灾难图:黄泛区居民因事前毫无闻知,猝不及备,堤防骤溃,洪流踵至;财物田庐,悉付流水。当时澎湃动地,呼号震天,其悲骇惨痛之状,实有未忍溯想。
以侥幸不死,因而仅保余生,大都缺衣乏食,魂荡魄惊。其辗转外徙者,又以饥馁煎迫,疾病侵夺,往往横尸道路,填委沟壑,为数不知几几。幸而勉能逃出,得达彼岸,亦皆九死一生,艰苦备历,不为溺鬼,尽成流民……因之卖儿鬻女更是司空见惯
花园口决堤带来的生态灾难更是恐怖持久,决堤的黄河将每年几十亿吨的泥沙顺着决口涌入平原,淤塞河道,淹没田野,漫溢湖泊,堵塞交通和航运,形成了穿越豫皖苏三省44个县的广阔黄泛区”每年汛期时,黄水都会泛滥回流倒灌,淹没农田,洪水过后便是蝗灾,到处是沙丘,地表突兀凸凹,根本无法耕种,对当地农业造成严重破坏。
这次决口直接造成了年连续两年的大规模旱灾,并由此引发著名的的“河南*”,数千万人沦为难民,仅河南一地就有300万农民死于饥饿。
我在前世就常常在想,人民供养军队政府,又支持抗日,为的是军队政府能保护他们生命财产的安全,如果我们为了抗日,扒开河堤,造成人民如此惨重持久的灾难,那对于受灾人民而言,还不如不抗日呢。那到底是该做还是不该做?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日军就大可以从郑州直下武汉,那么以国军当时的实力,根本无法挡住从郑州沿着铁路线势如破竹的日军装甲部队,那就根本不会有历史上重创日军的武汉会战,可能日军就会有余力进攻四川甚至攻下重庆,可能抗日战争的伤亡就不止三千六百万了。但是,即使我们可以这样安慰自己,那几百万受灾群众就该去死去受苦吗?
历史上国民政府果然把这个大黑锅送给日军去背:花园口决堤放水之后,一封事先拟好的电报由蒋在珍迅速发往武汉,到达常凯申的案头,电文大意是“佳日(9日)上午8时,敌机三架炸开花园口河堤,职师正在抢堵中。”这一天晚上10点,程潜给常凯申的第二封密电在汇报水情之余,更特别指出,“此间已拟订对外宣传,电文大意为敌占据我开封后继续西犯,连日在中牟附近血战,因我军誓死抵抗,且阵地坚固,敌终未得逞,遂在中牟以北将黄河南岸大堤决口,以图冲毁我阵地,淹毙我大军。”
第一战区早提前拟订了对外宣传的策略,首先由负责花园口决堤的新8师在决堤即将成功的时候从现场向武汉发去军情报告,称中日两国军队在豫东地区激战,日军飞机狂轰滥炸,致使黄河大堤决口。然后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以国家新闻中心的身份对全世界发布黄河大堤被日军炸毁的讯息。
公平地讲,一切的灾难,都是由于我军无法阻挡日军进攻引起的,现在,我来了,我能够带领西北边防军,阻止这一切的灾难发生吗?能不能比真实历史上,哪怕是减轻一点点中国人民承受的灾难也好,能多救一个同胞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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