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林沐沐(1)
我叫林沐沐。
亲戚们都说,这是个好名儿,“有水有木,木能成才”,叫起来顺嘴又好听。
我不喜欢,因为这个名字,从小到大我的外号格外好起,像什么“林二木”“林木头”……就一直在我的学生时代阴魂不散。架不住我爸妈喜欢呀,我爸姓林,我妈也姓林,作为他们爱情的结晶,我上户口前的第一个名字就叫“林林”,可我妈是谁呀!我妈当时可是我们县小学二年级的语文老师呢,怎么能容忍自己的女儿有这样一个普通的名字呢?于是普通的“林林”就变成了不普通的“林沐沐”。
老实说,我不服气——为什么杨幂的父母都姓杨,她就叫杨幂,我父母都姓林,我却叫林沐沐?
可是,自打我有了记忆,被我唤作妈妈的那个人,其实姓杨。而我的亲妈,留给我的只有“林沐沐”这样一个名字。
我出生在一个小县城里,我们小县城经济不发达,科技不进步,风景不优美,如果非要用两个字来形容的话,那一定是“普通”;如果非要说哪个方面不普通的话,那一定是“八卦”的传播速度。
有人说,那些闲言碎语是让孩子成长最温和的方式。我相信,所以我不讨厌。
她们说,我的亲妈把我生下来后不久就死了。我信了。
她们说,我现在的妈妈是我的后妈。我信了。
她们说,我的后妈会虐待我。我不信。
我的后妈像亲妈对我一样好,这样说有点不合逻辑,因为我不知道亲妈会怎么对我。小时候读白雪公主的故事,别人同情白雪公主的时候,我却总在想:如果白雪公主像对亲妈一样对后妈,后妈会不会也很疼白雪公主呢?
我不是白雪公主,我是林沐沐,我爱我的后妈,巧的是,后妈也爱我。从小到大,我所能感受到的和母爱有关的东西,都是她给的。
听说,后妈的爱都是很疏离客气的。然而我丝毫没有感觉到我妈对我客气到哪里去,每每做错了事,□□脸的都是我爸,唱白脸的反而是我妈。我妈倒是没有打过我,可她有比打我更可怕的武器——小黑屋。一旦我做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我妈就把我请进“小黑屋”面壁思过,少则半个小时,多则一个小时。所谓大逆不道的事情,比如和同学打架,不按时完成作业,考试成绩退步,顶撞长辈等。所谓小黑屋其实就是一个没有安装电灯的楼梯屋,小小一间房里,却承载着我幼时满满的噩梦。在我的记忆中,把我关进去的人,总是我妈,放我出来的,总是我爸。可当我真把我爸爸惹毛了,我爸真要教训我的时候,紧紧地护着我的,又是我妈。就这样,在红脸和白脸之间,他们似乎找到了一个动态平衡,而我,就在这个左右晃动的平衡下健-康-成-长。
那一年,我十六岁,考上了汉城五中。
提起这个学校,那可真是——太不怎么样了。汉城的所有高中里,汉城一中是汉城最好的高中,汉城二中也不错,一中和二中都是省重点高中。汉城八中是汉城最烂的高中,在汉城烂得令人发指。而在汉城,五中仅强于八中,稳稳地名列倒数第二。
作为一个叱咤考场十五年的学霸,我为什么居然沦落到要上汉城五中的地步?这件事说来话长,非要概括一下的话,那就是“跌宕起伏”。
我的初中是在我们县中学上的,我们县可以拿得出手的特产微乎其微,除了马宝玉牛肉,就数我们县实验中学了。我们县实验中学在周边县的众多中学中居领头羊的地位,周边县的学生也是挤破了头要进我们学校。也许是因为越传越玄乎的名声,也许是因为越来越好的口碑,恒城至臻中学开始在我们学校自主招生。提起恒城的高中教育,几乎是家喻户晓的存在,在那时流行“南有黄冈,北有恒城”的说法。
至于恒城至臻中学,在我们的整个中学时代简直是神一般的存在。在那几年,恒城的教育事业逆流而上异军突起,恒城至臻中学几乎包揽了省所有的清北生(清华北大生),包揽省文理科前十名,一本上线率高达百分之八十……不过,比起这所学校牛逼到人神共愤的成绩,那些回荡在中学时代的关于恒城至臻中学的传说更令我们瞠目结舌:
听说,那所学校号称“军事化管理,魔鬼化教育”;
听说,那所学校要求学生“闭上眼就睡,睁开眼就学”
听说,那所学校奉行的口号是“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
听说,那所学校的学生“三天不洗脸,七天不洗头,十天不洗澡”;
听说,那里的学生“两眼一睁,开始竞争;两眼一睁,学到熄灯”;
……
还有人说,那个学校就是人间炼狱真实版,那里的学生压力山大不堪重负,有跳楼的,也有割腕的。
我承认,我被这些真真假假的传闻吓倒了,所以九年级那年,当学校尖子生都摩拳擦掌向至臻冲刺的时候,我暗暗下了个决心——“珍爱生命,远离至臻。”
初三那年,学校正式发布了至臻中学会在我们学校提前录取十名尖子生的喜讯。这个消息对于有心上至臻的同学来讲的确是一个特大的喜讯,我们县隶属于汉城市,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至臻的自主招生,将来中考成绩再高,也只能上汉城的高中。至臻的自主招生无疑为我们跨市区上高中提供了一条新路。
我们一个年级一共14个班大约九百来人,至于我的成绩,我只能用“稳如泰山”来形容。在班里,我是铁打的第二名,在年级里,我从来都是三十名开外。当然,如果前十名的宝座是“风水轮流转,下次轮我坐”的情况,我或许还不至于心如死灰得这么理所当然,偏偏我们年级的前十名好像从初二开始就没有变过,每次考试的前十名几乎都是在那几张熟面孔之间随机分配。
至臻离我太过遥远,所以我放弃的很甘心,但朱琳和我不一样。
我跟朱琳是好朋友,至少在大家眼中是这样子的。我只能说,一开始其实我也这样认为。忘了是从初一什么时候开始,朱琳会时不时地邀请我一起打个水吃个饭上个厕所什么的,我又是那种坐不住的人,遇到这种美好而温馨的邀约,我自然乐于前往,其实中学时代女生的友谊就是从这样的小邀约中开始的。渐渐地我们的关系变得亲近了不少,她成绩不好但很努力,每节课下课后,她都会跑着追出去问老师问题,有时候我也在,不得不说她问的问题有好多都是很低级的。偏偏朱琳又是个拧死理钻牛角尖的人,她没有听懂就会一直追着问,也因此被她追着问的老师时常面有愠色又不好发作,我看了都觉得尴尬。
每个中学时代的少女都有一种玛丽苏情结,尽管后来多次被证明,所谓的玛丽苏情结就是自作多情加异想天开。我也不例外,认为我,林沐沐,有义务拯救这一段岌岌可危的师生关系。
于是我自告奋勇帮助朱琳的学习,我没有午睡的习惯,而朱琳也舍不得把时间用来午睡,午休的那段时间就成了我为朱琳开小灶的最佳时间。我甚至还在生物课堂上研究了一套教学方案,在地理课堂上总结了一套学习方法。那段时间里,我几乎将朱琳作为我的事业来经营。
后来想想,其实不过是一个优等生对一个差等生的同情心泛滥罢了。同情应该是个褒义词吧,可谁也不想成为被同情的对象。同情,本质上应该是善意的吧,可这种善意并不好表达,稍稍不慎便会刺伤他人。
每次考完试,我都会下意识的问一句“感觉怎么样?”而她的回答也是万年不变的“我又考砸了。”第一次开展这样的对话的时候,看着朱琳有些红肿的眼睛和略显落寞的神情,我当真以为她考砸了,一边手足无措的安慰她,一边诚惶诚恐地反思自己的教学计划。结果成绩出来,她在班里前进了两名,在年级里前进了三十几名。之后的考试中也是这样,每个“我考砸了”的背后都是或多或少地进步一点,后来我才意识到原来她口中的“考砸了”只是进步得不够多。
朱琳的进步我是感觉得到的,她问我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少,问的问题也越来越深,而且也不再是那种“我什么都不会”的姿态,相反有一种“我现在还不错”的自信。整个年级才九百多人,以朱琳每次进步三五十名的速度,到初二那年她在我们班已经名列前茅了。
似乎是习惯了她的自卑和无措,面对自信和沉着的她我倒有几分失落和无措。我知道,这样的感觉哪怕不表现出来,可即使心里想想也是挺自私的,每个人都有选择变得美好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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