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4 江青篇

　　江青年谱：1946年3月，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发表的反苏、反共演说，史称铁幕演说，正式拉开了冷战的序幕。这一年冬天，江独青出生在上海一个资产阶级家庭中。可以想象江独青的父母给这个孩子取名的欣喜，腊月里在冰天雪地的北京唯一的一抹亮色，独青。

　　江青江独青的外公是国润小学的创办者，父亲在中国香港经商，江青的家庭在那个充满动乱的年代饱受挑战。解放后，外公主动交出了自己创办的私立小学，不过这个表现进步的举动并未使外公远离随后的噩运，在家人将外公的字画、藏书与各种文件扔进灶膛通通付之一炬试图消灭一切使他身陷囹圄的“隐患”之后，外公还是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关进了上海提篮桥监狱，被判刑10年。几位舅舅因为出身问题都不能在大学读书。

　　江青江独青也因为家庭压力，一直抬不起头来。小学在上海的那最初几年，小小年纪的江独青已经尝够了抬不起头、直不起腰，比别人低几等的滋味。恰巧江独青姓名正中间的那个“独”字：独吞、独享、独自、独霸、独断、独尊、独特、独裁，都是绝对的个人主义，没有大公无私的精神。小学当校长的母亲却一马当先，响应“自我改造”，主动提出将“独”字在姓名中间去掉。于是，此后江独青的名字成了单名“青”，刚念小学的大弟弟也从“独秀”成了“秀”，下面两个弟弟从他们生下来，就不敢再让他们“独一无二”了。最终，姊弟四人的名字是以“青、秀、山、川”次序排列。当时听到改名的理由后，他们表扬母亲“思想改造”工作做得彻底。但万万没有想到，后来因同名之累，江青在大陆的家人受了许多不白之冤。1956年，10岁的江青在大舅舅的鼓励下，报考了北京舞蹈学校。北京舞蹈学校是苏联舞蹈教育家花费两年帮助中国筹建的，当时北京舞校在全国只招收十五名男生、十五名女生。北京舞蹈学校的学生不需要缴纳任何费用，连伙食都让一般人垂涎，主副食之外甚至还有营养品。有趣的是，当年舞校朝向陶然亭公园的旧址，现在成了那一带的老字号饭庄——致美楼。在学校每周还有两次的观摩演出机会，江青和她的同学们看到的有乌兰诺娃的《天鹅之死》，盖叫天的《武松打虎》，歌剧《茶花女》，以及侯宝林的相声。在上海考点报考逾千人，三番五次的复试下来，身体弱弱的江青竟然被录取了。在北京舞蹈学校，他们将要成为“又红又专，为人民服务”的舞蹈演员。

　　江青江青想要成为三好学生，这成为她努力的方向与目标，她的同学们在很多年之后还记得午休时江青在床上练功的事情，而这在当时是绝对不允许的，检查学生们是否按照规定午睡的老师们的出现，让江青从床上一跃而起，结果鼻子撞上了上铺的铁床。那次受伤在很多年之后，被戏谑地称为是她日后“红得发紫”的前兆。江青在舞蹈学校时，亲眼见识了学校老师之间的互相揭发，那些贴在墙上一层覆盖一层越来越厚的大字报上的问题她看在眼里，怀疑在心里，但是嘴上什么都不敢说也不敢问。离开上海，江青再也感受不到周围的歧视了。然而为了保守这个秘密，她几次拒绝了提交加入共青团的申请，理由是自我改造得不够彻底，不符合共青团员的标准。实际的情况是，如果她提交申请，将被彻查三代，到那时她面临的就不是简单的“不积极拥护”这样的问题了。1957年母亲就带着两个弟弟去了香港定居，而这个定居，无非就是赴港探亲时没有按照约定时间返回内地，或者说，是“叛逃”。幸运的是，母亲的“叛逃”并未影响江青每年暑假以侨生的身份往返香港与内地。

　　江青第一次来到香港的江青，感受到了殖民地丰富的物质生活，但她的心仍旧留在内地。江青说，无事翻开报章，比比皆是触目惊心又龌龊不堪的社会新闻：谋财害命、结伙打劫、强暴奸污、台风摧毁贫民木屋区等这些在内地报章上从未看见过的消息。祖国永远是在一片晴朗的天空下红彤彤朝气蓬勃的笑脸。在内地当时的宣传中，香港是资本主义的花花世界，是充满暴力色情凶杀的污浊之地，人民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有钱人作威作福。身为“新中国的小主人翁”，江青对于香港表现出天然的厌恶。尽管每次从香港回来，江青带回的新奇玩意儿都能引起同学们的围观与啧啧称奇，但是他们内心对于“制度优越性”的信仰仍旧坚定。1957年9月27日，学校安排探亲归来的江青接待外宾匈牙利总理。

　　小江青周总理周恩来、刘少奇在北京首都机场迎接匈牙利总理卡达尔(前排右三)和阿尔巴尼亚国家主席霍查(前排右四)。周恩来牵着江青(右二)的手。后来这一幕刊登在《人民日报》9月28日的头版头条，江青仔细地把它剪下来寄给了妈妈，因为当天她穿着妈妈给她买的新的白色连衣裙。日后，得到组织信任的江青还有去中南海给领导跳舞的经历。她还参加了了出名的舞剧《鱼美人》的演出，而且，也有下乡演出的经历。1961年，是江青在舞校的最后一个暑假，江青意识到这是她最后的以侨生身份赴香港探亲的机会，毕业之后，侨生身份失去之后，她就不再能够如此顺利地出入内地。而正是这一次探亲，改变了她的人生。本来江青已经打定主意留在内地，为了自己的前途，她决定毕业之后永远不会向公安局提出赴港探亲的申请。父亲一直在香港与内地之间做生意，1949年之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内地，这一次，他要求女儿留在香港。江青坚决地拒绝了这个要求，就像以前多次批评父亲的那样，她说他“不爱国”。而父亲则愤怒于自己女儿的脑子被清洗，这超过了自己在内地的产业遭受清洗引发的愤怒。之前每一次赴港探亲都会按时回校，让组织很放心的江青终于在最后一次让组织失望了。父亲藏起了江青的旅行证件和回程票据，他们担心她一毕业，自己与女儿就会相见时难，有个身处内地的姐姐，也会成为两个儿子未来出国读书的障碍。江青最初选择抗争，她绝食抗议，躺在床上不吃不喝不合作，最后母亲心疼她，帮她“偷出”证件，可是已经过期了。母亲又给她安排偷渡。一想到之前一次的“偷渡”经验，她害怕了。之后江青偷偷给学校写信，这封信获得了回应，她被安排在某时某刻在某地与某人接头，对方会安排她回到北京，可是事到临头，江青却害怕了，她转身逃进电影院中，在黑暗中放声痛哭，从此她与过去挥别，转身面对不可预知的未来。就这样，江青留在了香港，再也没有回去。

　　江青剧照命运让她离开了排练室的那面大镜子，却又给了她另外一个镜头。百无聊赖的日子，江青参加了香港邵氏电影公司办的“南国演员培训班”，也是在此时认识了郑佩佩，两人同年同月生一见如故，并成一生的朋友。在邵氏女星的毕业公演《玉堂春》中，江青扮演了一个妓女，很小的角色，也是她在邵氏唯一的一部影片。因为这部影片，李翰祥也关注到了江青，他邀请江青做《七仙女》的编舞。江青回忆：“李导演一见面就问我能不能编舞，我才从北京舞蹈学校毕业，虽然在南国时我们编了那支《牛郎织女》，但为电影编舞可是从来没试过，李导演却说没关系，他把《七仙女》的音乐、故事给了我，让我自己去研究研究，后来他让我教乐蒂。”不过机会比想象中快，在《玉堂春》的女主角乐蒂原定饰演七仙女，但是乐蒂很不满要反衬演董永的女演员凌波，于是在拍了几天称自己身体不适，罢演了。公司就决定让方盈接着演《七仙女》。但是因为方盈没舞蹈底子，李翰祥认为不太合适，索性让江青来演《七仙女》。李翰祥当机立断，决定《七仙女》女主角的位置给了江青。

　　七仙女和乐蒂一样，李翰祥从《梁祝》后就感觉受到了不公待遇，特别是该片在日本参加当时的亚洲影展时，凌波被邹文怀安排和老板一起住进了五星级酒店，而李翰祥和其他工作人员住在另一个三星级旅馆。《七仙女》刚刚拍了槐荫树下一场戏，李翰祥就得到香港电懋公司的支援，突然宣布自立门户倒戈，率领江青和一干心腹反出卲氏，包括江青在内的剧组20来位幕前幕后人才，被他一次带走了，甚至连静婷录好的电影唱段拷贝也全带走了。李翰祥到台湾自组国联公司。国联的第一部电影还是《七仙女》，请得电懋的钱蓉蓉反串董永，和江青续拍《七仙女》。卲氏原想放弃《七仙女》不拍，但是一见李翰祥遗留在卲氏录好的黄梅调音乐带，仍然拍《七仙女》。还是方盈和凌波搭配重拍《七仙女》，交由陈一新导演赶工，一星期内杀青。12月11日在香港推出公映，另外赶印拷贝寄来台北，和李翰祥的《七仙女》打对台。同时向香港政府控告李翰祥侵占《七仙女》的音乐版权，扣押李翰祥的影片，不准在香港上映。这桩《七仙女》双胞案，从战火初燃到对簿公堂，都很受新闻界重视，经过新闻不断渲染，两个分别在港台饰演《七仙女》的新人方盈、江青，未等影片放映就声名大噪，一出道即成为红星了。因为《七仙女》，江青红遍了香港和台湾，而“国联五凤”里，江青也是最受捧的那个，连汪玲都比不上。当年最大投资片《西施》也选江青主演，不过由于电懋老板飞机失事，这部片拖累了国联的财政状况。在李翰祥赏识和点拨之下，江青的演技得以长足进步。1966年，在国联出品的影片《几度夕阳红》中，江青以她出色的演技征服了金马奖的评委，为她赢得了个人演艺生涯中的至高荣耀——金马奖最佳女主角。

　　几度夕阳红江青演《几度夕阳红》成功地将那瘦小愁苦，却又不失稳重大度的中年妇人展演出来，已属相当不易。尤其是她还要扮演比她还要大一岁的汪玲的妈妈，私下2人站一起，一看就知道汪是姐姐。在片中才20岁的她却能对着这样一个大“女儿”，将母亲的疼爱、欣慰与痛惜那么有层次感得展演出来。

　　几度夕阳红不过这位在内地接受“劳动人民”思想观念的教育的女明星显然没有准备好，以至于在1967年因《几度夕阳红》而获得金马女主角的时候她因着装随便被媒体批评。

　　汪玲江青那时的台湾报禁尚未开放，还在戒严期，报纸上经常有两个江青。一个是毛夫人江青，一个是影星江青。1964年彼岸的江青第一次登上《人民日报》，而此岸的江青已经成为红极一时的电影偶像。经常可以在台湾报纸上看到“这个江青”和“那个江青”的特别称呼。江青从内地“叛逃”的经历足以吸引公众与媒体关注，但是江青对金牌导演提了一个要求，不能以“反共艺人”为宣传点。因为“人不能过河拆桥，我是在内地受的教育，也不是因为反共而离开内地”。江青对这一点无比坚持。在台湾的江青过的完全是明星生活，她没有搭过一次巴士，出门要避人耳目，与社会没有接触，一句台语也不会，“就像一条玻璃缸中的金鱼”。还有数不尽的社交活动，公司安排的晚宴应酬，经常一个晚上要赶两三个饭局，我根本搞不清吃饭的是什么人，就像在内地时参加中南海组织的舞会一样。七年里，江青共拍了29部电影，她成了专职的艺人，她的生活开始变得透明。江青也感到累了，1966年，她觉得自己是时候需要一个家，于是她同当时还是穷学生的刘家昌闪电结婚。当时这场闪电婚姻是轰动的新闻，惹得国联老板李翰祥十分不满，造成江青与李翰祥关系恶化。李翰祥对人说：江青是他由香港带来台湾的，他一手培植出来，如今她要结婚居然不告诉他一声，真是太不应该了！他们的婚姻生活外人无从置喙，但是江青自己的描述却并不幸福，为了支持丈夫的事业，江青自组公司筹备资金让丈夫执导，自己担任主演，当时几乎每部片子都以虎头蛇尾告终，而自己也在片场饱受委屈。拿到金马奖之后，奖杯成了儿子的玩具，被掉在地上摔成两段，奖金第二天早上就只剩下空信封。从结婚到分居，江青说没有一天不是债台高筑，片酬还不完欠的债，加上一个孩子与家务。有人形容“她是一头牛，丈夫则是牧童。”她感到幻灭，她认命，沉沦到牌桌上。

　　旧杂志出人意料的是，才与江青结婚四年，1970年7月19日，刘家昌就在桃园夏威夷饭店，对李翰祥饱以老拳，差点还拿烟灰缸砸向李翰祥。打完李翰祥之后，刘家昌马上举行记者会，一边流泪，一边声称他握有江青与李翰祥之间的“充分证据”。李翰祥则对外声明，否认有刘家昌怀疑的苟且之事。同一天稍后，刘家昌带着江青，进了律师楼，当场签下离婚协议——结婚是闪电结婚，离婚也是闪电离婚。关于江青和李翰祥的绯闻，李翰祥矢口否认，李翰祥表示：“我与我的太太张翠英结婚已十九年，我们的家庭非常幸福，我不希望也不允许我的家庭被破坏，同时我也不愿意去破坏别人的家庭。”翰祥夫人张翠英本身也是位演员，以泼辣见称。住台湾时，李翰祥和女主角闹绯闻，张翠英一气之下，在众人集合在家里时忽然赤条条地走出来，这件事有人看过，千真万确，可见张翠英个性之刚烈。她一生服侍李翰祥，有谁和丈夫作对，即刻伸出尖爪来，是位了不起的女人。他说：“当江青结婚时，我确实曾批评过她的婚姻，那时是因为我对刘家昌认识不深。后来，我发现刘家昌是个很有才华的人，还劝过江青不要再胡闹，希望他们能够和好如初。”他说：“我劝江青看在孩子面上，不应再闹下去。刘家昌虽然免不了有时与些别的女朋友来往，但对男人来说，这并不是件严重的事。我对江青说，既然你与刘家昌结婚，就应该了解他的个性，但是江青曾表示过无法挽回的意思。”

　　江青李翰祥作为男人，自然是能理解刘家昌的真爱了。他后来还爆料，自己是替朱牧背黑锅。李翰祥说国联的两个副总经理朱牧和郭清江一个和江青好，一个和汪玲好，一到台湾两位副总就带着女主角去酒店，被报纸记者拍了照片等等。李翰祥晚年对朱牧和郭清江恶感极大，在《三十年》中还看不出來，到了八十年代末的《天上人间》里李翰祥干脆指名道姓的说朱牧如何不敬业、如何挑拨国联员工的关系，如何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把江青拉到国泰，以致朱牧放话要和李翰祥对簿公堂，几十年的交情就此一笔勾销。不过李翰祥只需提出一点来就可以将谣言推翻——假使他与江青之间真有感情的话，江青当初就不会成为刘家昌的太太。李翰祥声称，他从影将近二十年，过去在邵氏旗下曾经大红过，回台后他自组国联公司，旗下年轻漂亮的女明星也很多，但他一直坚守一项原则：绝不与圈内的女孩子们谈情感。他相信圈内人士都了解这是事实，因此他更不可能会与已经结婚生子的江青谈感情。既然排除了通奸的嫌疑，刘家昌离婚的说法就比较多样了：他说，江青是想嫁李翰祥的，只不过李翰祥老婆太凶未能得逞；他说，他一直爱的就是甄珍，是江青装作信使在他们之间使坏；他说，他答应娶江青是因为甄珍介绍说江青是她的好朋友。总之，这位男人在不同的回忆中、不同的节目中总是不同的说法，他可以上半集说自己离婚抱着儿子痛哭很心酸，下半集又说自他大二就爱上甄珍矢志不渝。70年代初，江青仍旧继续着自己演艺事业。1967年，在李翰祥执导的又一部根据琼瑶小说《回旋》改编而成《窗里窗外》一片中，江青同样有着精彩的演出，将一段三角恋情演绎的凄美动人。1971年，也是在李翰祥的另外一部影片《缇萦》中，江青和王引、甄珍、谢贤、归亚蕾等一批明星有过合作演出，该片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获得了当年的台湾电影金马奖包括最佳影片、最佳编剧在内的六项大奖，同时也在当年的亚太影展上获得了最佳女主角等三项大奖。不过在影片中，金马影后归亚蕾和江青的光彩都被甄珍的精彩表演所遮蔽，亚太影展的最佳女主角奖最后是落入了甄珍怀中。

　　江青婚姻结束了，江青的演艺生涯也就差不多到了头。这段婚姻结束时，江青遭遇了人生中更大的难关，江青在台湾呆久了，看到一些反共标语，就联想起过去大陆说台湾人在吃橡胶皮、草根，“大陆一拍电影，国民党都是丑化的，那边一拍共产党，也都是凶得不得了，”她已经觉得十分可笑。各种污水向她泼来，甚至有了她是“匪谍”的谣言，在当时的台湾，这有可能置她于死地。不知道她是不是因此才看透了演艺圈的纷纷扰扰，总之从此再没和这个东西发生过任何关系。在演出过《缇萦》后不久，江青便告别了台湾影坛，之后定居美国专门从事舞蹈表演。在80年代，曾应邀又回台湾参加过《恐龙王》一片的演出，其后销声匿迹。1970年夏天，第一次婚姻失败的江青来到美国洛杉矶。71到75年检，她在美国一百多所大学做过独舞演出，加州博克莱大学聘她做舞蹈教师，她边教舞边学英文，也介入当时热气腾腾的保钓运动，对偏激的保钓朋友泼冷水，介绍大陆反右真相。同时，关注和学习美国现代舞，终于1972年来到她梦想的现代舞之都纽约，在曼哈顿一个简陋的公寓住下来。于纽约会堂做过成功的公演后，成立了江青舞蹈团。江青的第一个独舞《阳关》的内涵就是回顾自己的部分生活经验：从上海到北京，再到香港，到台北，最后抛家离子到美国，这一系列中个人无可名状的哀伤，然后遇上艺术上新的阳关大道，“劝君更饮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在以后的几年里，江青陆续发表了《阳关》《负·复·缚》《声声慢变奏》等一系列重要作品，并被美国舞蹈界接受、认可，她也建立了自己的舞团。出了阳关江青开始真正地独立了，她也成为美国舞蹈界里华人的骄傲。当年林怀民去美国学习现代舞，去找的也是江青。1978年，香港亚洲艺术节邀请江青在美国创办的舞蹈团到香港演出，但香港方面对舞蹈团的名字审了又审，无法通过。“四人帮刚倒，这名字尤其敏感，不能用，”香港方面对江青说，最后舞团改名为“纽约江上数峰青舞蹈团”才得以演出。文革结束后，身在美国的江青想回大陆探亲，可因为这个敏感的名字，她申请了十几个月都拿不到签证。那一年，四人帮被审判，而江青也终于可以回国——她为此匆匆跟男朋友瑞典的生物化学教授比雷尔·彭贝克结了婚，以随行家属“青·彭贝克”的名字成功拿到签证。回到老家上海，她发现家里亲戚在文革时成为重点批斗对象，外婆精神失常半瘫在床；二姨常年被监督劳动拉人力大板车；更有三位亲人不忍屈辱自杀——一项重要的罪名便是，亲属江青叛国投敌，还竟然故意与伟大领袖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同志、爱人江青同名。1979年，北京舞蹈学院院长陈锦清对江青说：“你不知道文革时因为你的名字我吃了多少苦——我竟然培养出了一个又敢叫江青、又敢叛逃到台湾的学生。”1980年，在陈锦清的安排下，江青改名为“江菁”在中国做了由中国舞蹈家协会和北京舞蹈学院联合邀请的巡回演出。第一场就在北京舞蹈学院，那个她学习了6年的地方。首演那天，台下坐满、站满了，全是舞蹈界的，有同窗，有老师，也有渴求艺术的年轻学生。后来，《舞蹈》杂志为江青做封面报道，没想到陈锦清突然出现，坚持江青的名字和历史背景风险太大，请他们无论如何把报道拿下来。那段时间，国内有人会对江青说：“你的名字我叫不出口,你就不能稍微改一改吗?”“一想到她心里就别扭。”

　　江青由于名字问题，江青一直无法用本名在中国大陆表演。1987年，中国大陆才有人觉得“江青”这个名字“大家过目不忘，有利于宣传”，江青的“江青舞蹈团”这才第一次用本名在中国大陆八个城市巡演。2008年正是北京奥运会举办之年，江青任编舞、导演、舞美，谭盾任作曲的歌剧《茶》在国家大剧院上演，但江青发现海报上自己的名字用的是英文“CHIANGCHING”，而没有用汉字“江青”。她非常生气，歌剧演出结束时，甚至不肯登上舞台谢幕。江独青的一生，因政治起起落落，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特殊的一个现象。愿伤痕淡去，美丽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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