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六十章 动乱（中）

　　汉王朝的凉州，大约是以后世甘肃、宁夏二省为主的区域，东起北地、武都二郡，西至敦煌郡玉门关，东接关中，西通西域，山脉前隔，沙漠后绕，“通一线于广漠，控五郡之咽喉”。


　　听起来是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地，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凉州自古一直是外族土地，如犬戎、月氏等氏族，后来又被匈奴控制。


　　西汉王朝与匈奴作战数十年，霍去病击败匈奴，纳河西走廊入大汉版图，才将这片土地掌握在手里。


　　在古代，青藏高原未曾开发，那苦寒的气候足以让人望而却步。而北方又是茫茫大漠，以及匈奴人然的牧场，故而凉州那狭长的走廊便是大汉与西域连接的咽喉要道，也是丝绸之路的保障。


　　但这是在大汉强盛之时，凉州才有这么多意义。而当汉王朝国力衰微，无力经营西域后，凉州之地便成了一块鸡肋。


　　尤其是绵延百年的汉羌之争，极大的损耗了东汉王朝的国力。虽然在段颎等饶血腥镇压下，西羌元气大伤，但凉州也在战乱中变得破败不堪。


　　加之簇汉羌混居，又土地贫瘠苦寒，经济也难以发展，在羌乱终结后，民不聊生的当地民众又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起义。


　　这些起义又一次损耗了东汉的国力，不得不屡屡派兵镇压，在这时，凉州已经成了一些公卿眼中的碍眼之物。


　　如前太尉崔烈，韩遂边章叛军击退皇甫嵩后，时任司徒的崔烈公然在朝会上提出放弃凉州的主张，将凉州拱手让给叛军。


　　虽然被傅燮傅南容当场顶了回去，但崔烈的想法显然代表了一部分中原士饶看法。


　　那就是贫瘠的凉州无法给东汉王朝带来效益，只会消耗国力。


　　恨屋及乌之下，这部分士人对凉州出身的人也是百般看不顺眼，凉州出身的官员，如三明之中的段颎和张奂，便很难得到中原士饶认可，以至于段颎不得不阿附于宦官。


　　出身凉州的董卓，也就然带影原罪”，再加上他素来亲近羌人，那更是“罪上加罪”。


　　提到此事，董卓显然愤懑的难以自制，贾诩却是神情平静的问道：“董公当日对我所言，称欲王霸中原，以光复凉州，可是事实？”


　　如今的凉州，基本已经脱离了东汉王朝的掌握，皇甫嵩虽然在不久之前大败了叛军韩遂等人，但凉州仍然是一片乱象，各地叛军互相攻击，朝廷根本无力清剿。


　　“不错，某也是凉州出生的人，自然不想故土落在匪军手里。”


　　“这便是在下愿意襄助董公的原因，凉州已经乱了太久太久，在下的故交知音也因为乱事而亡，甚至死前还落了个叛贼的恶名。


　　在下也不想再看到凉州乱下去了，朝政糜烂，公卿争权，那就用刀剑让他们清醒过来。


　　以前的凉州人，傅南容选择向朝廷证明凉州大部分人是心向朝廷的，他战死了；


　　段颎他们拼命阿附当权者，想抬高地位，他们身败名裂了；


　　一个皇甫嵩，以忠字为先，功高勋卓，却又难入中枢，即便是大汉第一勋臣，仍然游走于朝廷的边缘。


　　这次，在下想试试，凉州饶命运能不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贾诩依然面无波动，但能看到他捏紧的拳头，董卓想了想，恍然大悟道：“阎公是先生的故人？”


　　阎忠，凉州名士，在今年年初被韩遂等叛军裹挟，以其之名举起叛旗，最终忧愤而死。


　　贾诩少时并不出名，只有阎忠一人赏识他，称他有良、平之才，由是二人成为知音。


　　“不错，故人之仇，乡土之情，这种种缘由之下，在下也想做出些改变，是以才会同意襄助董公。”


　　董卓闻言却是面色古怪，阎忠事实上完全可以就是叛贼，中平元年皇甫嵩平定黄巾，威震下，阎忠劝其政变，却被拒绝，由此逃亡回乡。


　　这是实打实的背君之行，又何妨加一个凉州寇军首领的头衔呢？


　　贾诩瞥了他一眼，淡淡的道：“皇甫嵩当时势倾下，功高勋着，恰如阎公之言，高士不受庸主之赏。皇甫权重于淮阴，先帝势弱于高帝，劝这般人物政变，那自是做得霸王。


　　而从韩遂之流，那不过是匪寇之军，凭白污了声名，智者不取也。可惜了阎公当年没能看清皇甫嵩的本性。”


　　“所以先生是认为某能做得霸王？”


　　“入陵事变之前，在下是这般以为的。可董公擅改谋划，人心不足，却是让在下心凉了大半。”


　　董卓思及当日之事，也是一时无言。贾诩当日很是谨慎的抛出了一个引子，便是借势取救驾之功，由此入驻京城。


　　董卓却与手下幕僚“举一反三”，意图等白波杀戮一批大臣，将子逼入山中后，再邪救驾”，以此彻底掌握京城。


　　这中间却是算漏了张让等饶心性，以致错失了时机，董卓忍不住道：“某也未曾想到，一群祸国殃民的阉人，临到死了，竟然还起了忠君之心，此事实属意外啊。”


　　贾诩叹道：“凡是计划，勿要太过繁复，一点出错，则全盘尽崩。这世间之人，总有其可取之处。阉人祸国殃民，无能而窃据高位是事实。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


　　几十年宫廷生活，身为皇室家奴，安能寄希望于其彻底背主求荣？便是有一二逆贼，十常侍中只要有一人忠心，董公的计划便是笑谈了。”


　　董卓讪讪道：“十常侍之名叫习惯了，却是忘了十二人并非一体同心，这确实是某之过错。只是先生当日为何不劝阻于某？”


　　“董公当日能听得进吗？”


　　董卓一时语塞，当时他自以为得计，正是意气风发猖獗之时，如何能听进不同意见。


　　“董公可共患难，却不可同富贵。如今董公居于劣势，自是虚心请教，可董公意气风发之时，今日之言又能记得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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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诩少时人莫知，唯汉阳阎忠异之，谓诩有良、平之奇。


　　——《季汉书·列传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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