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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阿妹


  ****【本报讯】

  嘉义布袋、东石沿海的低洼地区,由于地层下陷导致海水入侵,很多墓地已被海水所包围,造成民众在水中扫墓的奇特景观……阿妹阿妹也者,not张惠妹是也。

  她只是我的妹妹,从小我便这么叫她,到现在一直改不了口。

  她长得瘦瘦黑黑的。

  弯弯的眉毛,薄薄的嘴唇,尖尖的下巴,略小却清澈的眼睛。

  如果让她挽上发髻,拿把扇子,倒有点像是古装美女身旁的ㄚ环。

  她小我两岁,笑起来很天真。

  换言之,即一副智商不高的样子。

  从小我们便形影不离,共骑一辆单车、共用一张书桌、共睡一张床。

  不晓得这样算不算是“百年修得共枕眠”的另一种解读?

  我一直觉得她很笨,尤其当我发觉我的智商竟是全校第92蔡智恒文集一的时候。

  不过,感情和智商是两回事。

  君不见愚蠢迟钝的郭靖和聪明慧黠的黄蓉,仍是一对令人称羡的神仙伴侣。

  所以,黄蓉哥哥和郭靖妹妹的相处倒是没有隔阂。

  我们在海边长大。

  海边什么最美?大概是夜晚的星空吧!

  我和阿妹常爬到屋顶上去看星星和渔船的灯火,并让清柔的海风吹过耳畔。

  过没多久,她便沉沉睡去,然后我总会背着她,慢慢地爬下屋顶。

  到了床上,我再轻轻地摇醒她。

  因为我们还得再聊一下天,才会甘心睡觉。

  阿妹跟我其实一点也不相像,我聪明她笨,我皮肤白她黑,我安静她野。

  但我们都是天蝎座,一个善于隐藏自己的星座。

  不过我在阿妹身上并没有发觉这种特质,她比较像是迷糊的射手。

  大概是她笨到连隐瞒自己的愚昧也不会吧!

  记得我初一时,有次她考完试后跑来问我:“哥,一只鸡有几只脚?”

  “两只脚嘛!连这也不会?”

  “啊!我给它写四只脚!”

  “笨死了!你什么时候看过一只鸡有四只脚?”

  “我怎么知道?我又不喜欢吃鸡腿,所以吃鸡肉时也没在算。”

  “那你为什么猜四只脚?”

  “我以为跟我们家的小白一样呀!”

  把鸡当做狗,难怪我一直怀疑她不是我的亲妹妹。

  初中时候的我,成绩一直保持在全校前三名。

  每次月考过后,学校总会送给我很多圆珠笔和铅笔盒等文具当做奖品。

  我都会转送给阿妹。

  没贴红色“奖”字的文具,她会拿去变卖;贴着“奖”字的,她则自己用,而且用得心安理得。

  初中毕业后,我只身跑到台南考高中,也顺利考上第一志愿。

  虽然阿妹不说,但我知道她一直以有我这个很会念书的哥哥为荣。

  从此,我一个人远离家乡,过着缴房租的岁月。

  也从此,我和阿妹便过着聚少离多的日子。

  要升高三的那个暑假,阿妹也该参加高中联考了。

  她那种成绩,考高中大概是凶多吉少。

  不过我还是希望她至少能混上一所高中来念。

  “阿妹,快联考了。漫画少看,多念点书。”

  “哥,我不去考联考了。”

  “你说什么!初中毕业不参加联考还能干吗?你真是不知长进!”

  阿妹被我突如其来的严厉口吻吓到,委屈地哭了起来。

  “哭什么!你不念书还能做什么?要去工厂当女工吗?”

  “哥……家里没钱,你还得念书,我想我应该要出去工作比较好。”

  阿妹抽抽噎噎地说完了这句话,然后用袖子擦拭满脸的泪水。

  而我则跑进浴室里,继续阿妹未流完的泪水。

  阿妹果然到桃园当纺织工厂女工,但晚上她仍会去补校上课。

  那一年,她还未满十五岁。

  她的生活不再充满偶像歌星的悦耳音乐,而是充满纺织机器轧轧的刺耳噪音。

  从此,我和阿妹不再算是聚少离多,而是一年内难得碰上两次。

  高中毕业后,原本希望能考上北部的学校,这样我和阿妹的距离便可以缩短。

  以几率学来说,到北部念书的几率是比较高的。

  不过人生不是几率,我还是宿命般地被绑在台南。

  而阿妹的宿命仍然在纺织工厂里。

  为了养活自己,也不想让阿妹有加班的理由,我开始打工赚钱。

  其实所谓的打工,也不过是一个星期有六天家教,外加寒暑假帮老师做点实验;或到补习班当老师;或到贸易公司打杂。

  曾想过到加油站打工,但怕因为吸入太多油气以致老景凄凉,而且一小时七十元的价码太低。虽然这种薪水已比7-11略高。

  也曾想过当兼差牛郎,但身体不够壮;而不到KTV当少爷的原因则是长相不够帅。

  所以,我和阿妹都很忙碌。

  别人忙着念书把马子搞社团,我和阿妹则忙着赚钱。

  我们从不通电话,因为没办法。

  至于信件,当我写信给阿妹时,常常是下笔三四字,泪已五六行。

  而且我收到她的信时,通常也会使我垂泪到天明。

  我只好选择眼不见为净。

  大二那年,阿妹因工作疲累在工厂昏倒,我才发觉她有贫血的毛病。

  当然,我是辗转得知的,阿妹绝不会告诉我。

  就像我也绝不会告诉她我因忙碌而导致肝功能失调的道理一样。

  所以,我们都很希望知道对方的近况,但却又害怕知道。

  大三那年,阿妹完成补校的学业,专职做个女工。

  那一年,阿爸终于在台北租了间房子,我才有理由“回家”。

  但我很少到台北,阿妹也是。

  唯一的例外,大概只有过年。

  不过很可惜,我初二早上就得回台南,而那时阿妹才刚来台北。

  临走时,我趁阿妹不注意,偷偷塞了张千元钞票在她的皮包里。

  因为阿爸说,阿妹很想要一台随身听。

  虽然并不是了不起的数目,但我可能得因此而吃上一星期的泡面。

  挤上了火车,仍然为刚刚的举动觉得兴奋。

  打开书包,想拿支笔来写点东西,却看到一张字条和一张千元钞票。

  “哥,这一千元给你买台随身听。阿妹。”

  握着那张钞票,突然想起了那个古老的故事:

  先生卖掉表给妻子买发饰,而妻子却剪去长发换钱来帮先生买表带。

  原来因为贫贱而百事哀的,不仅是夫妻,还有我和阿妹。

  南下的列车上,为了我和阿妹的这种可悲的默契,我的眼泪由台北经过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嘉义而到台南。

  那次的眼泪,流光了我念大学三年来因不如意所累积的存量。

  大四那年,我叫阿妹到台北补习考夜二专。

  “补习费呢?”阿妹问。

  “我想办法。”我说。

  阿妹后来还是到台北,但我却没机会替她想办法。

  因为她到成衣店当店员。

  大学毕业后,我直升上研究所。偷个空,我到台北去找老爸。

  那晚,我一个人看着电视,身后的铁门开启。

  “阿爸,你回来了。”我头也不回地应着。

  “我不是你阿爸,我是你阿妹。”阿妹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我回过头,惊讶地望着微笑的她。

  然后我们同时大笑了起来。

  “阿妹,好久不见。”

  “哥,下次千万不要再半路认老爸了。”

  “嗯。”

  “放假吗?不用做实验了?”

  “仪器送修,两天后才会好。”

  “嗯。”

  就像突然在路上遇见许多年未曾谋面的不太熟的朋友一样,我和阿妹的对话简洁得近乎应酬。

  我打量着阿妹,她的头发变得好长,也涂上口红,穿起了高跟鞋。

  眼前这个有点时髦的女孩,是那个说一只鸡有四只脚的笨蛋吗?

  我脑海中关于她的档案,竟然已有好几年未曾更新!

  原来老天不仅抢走了我们相聚的时间,也剥夺了我们本来可以共同成长的机会。

  我在台南努力成为一个好学生,她却偷偷地长成一个成98蔡智恒文集熟的女子。

  那一年,我二十二岁,阿妹二十岁,她不再是小孩。

  那天深夜,我仍然独自看着电视。

  也许是吵醒了阿妹,也许她一直不曾睡着,她揉了揉眼睛走出房间:“哥,肚子饿吗?我炒个饭给你吃?”

  “不用了,我待会儿就睡觉了。”

  “没关系,很快的。”

  阿妹熟练地炒了盘蛋炒饭,端到我面前。

  “哥,趁热吃。吃完早点睡。”

  说完后,阿妹转身进了房间。

  我用汤匙吃了一口,突然觉得喉间干涩,怎么也咽不下那口饭。

  刚刚忘了告诉阿妹少放点盐,因为我的眼泪已经够咸了。

  研究所毕业后,我继续念博士班。

  因为我总觉得我该念两人份的书。

  而我的学业就如同阿妹的工作一样,都变得更为繁重。

  不变的是,我和阿妹依旧南北相隔。

  几年前,卫视中文台播放《东京灰姑娘》(日剧原名:《妹啊》)。

  当我看到岸谷五郎为了和久井映见的幸福而向唐泽寿明下跪时,虽然我不喜欢这种洒狗血的剧情,却也被骗走了眼泪。

  因为换成是我,我相信我也会像岸谷五郎一样冲动和愚蠢。

  那晚,我突然好想念阿妹。

  隔天,我跑到台北。

  阿妹带着她的男友,请我吃日本料理。

  在餐桌上,看着他们之间亲昵的小动作,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觉得阿妹好像被抢走了,她最引以为傲的人似乎不再是我。

  她的微笑,已经不是我的专利。

  于是那家餐馆的生鱼片,吃起来特别不新鲜。

  今年到台北参加一个研讨会,到阿妹住处过了一夜。

  “哥,你就穿这样去开会?”阿妹端详着有点邋遢的我。

  然后阿妹拉着我,到SOGO买了三件衬衫和两条领带。

  隔天早上,阿妹帮我打好了领带,在桌上放了早餐,留张字条后才去上班。

  “哥,上台时别紧张。晚上等你吃饭。阿妹。”

  我可不想再吃不新鲜的生鱼片,所以我告诉阿妹要赶回台南。

  “哥,我男友有车,我们送你。”

  阿妹说了我“们”,但这个“们”,是他不是我。

  在车上,阿妹常常拍着她男友放在排挡杆的手,偶尔才转过头来跟我聊天。

  我开始埋怨起台北市的交通。

  到了承德路,阿妹坚持陪我等车。

  “我陪我哥,你在附近绕一绕再来接我。”阿妹对他说。

  我终于有了扳回一城的喜悦。

  阿妹帮我买了车票,又买了个便当还有一罐咖啡。

  原来阿妹也知道我喜欢喝咖啡。

  还有二十分钟,车子才会到。

  我很想跟阿妹聊些什么,却找不到共同的话题。

  “哥,我要结婚了。”阿妹反倒先开了口。

  “嗯,恭喜你了。”阿妹二十七岁了,是该恭喜。

  “我目前正努力存钱,打算和他在台北买栋公寓。”

  “还是住台北?”

  “嗯,我习惯台北了。”

  也许就像我已经习惯台南的感觉,阿妹也终于习惯台北。

  而我们也将更习惯南北相隔。

  上统联客运前,我问她:“阿妹,一只鸡有几只脚?”

  “呵呵……当然是四只呀!”

  我仿佛又看到当初那个瘦瘦黑黑的笨蛋小女孩。

  很好,虽然阿妹即将结婚,未来也会儿女成群。

  但她仍然是我的阿妹。

  “祝你幸福”的声音,淹没在车子起动的声音中。

  【谨以此文,在阿妹结婚前夕,纪念我的阿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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